纳赛尔医院遭袭视频曝光！5名美英记者丧生，以军声明遭打脸

抖音热门 2025年09月22日 22:36 1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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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纪念海法市纳赛尔医院遇袭事件中遇难的五名记者的海报。2025年8月26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市发动袭击，造成这些记者丧生。

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记者和医护人员的袭击早已不是孤立事件，也不再让人感到震惊。自2023年10月8日以来，杀害这两类平民已成为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种族灭绝式暴力”的核心手段。

2025年8月25日，以色列军队轰炸了位于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造成五名记者死亡，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并被摄像机完整记录。遇难者包括为美国美联社和《独立阿拉伯报》工作的记者玛丽亚姆·阿布·达卡（Mariam Abu Daqqa）、英国路透社的摄像师胡萨姆·马斯里（Hossam al-Masry）、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穆罕默德·萨拉马（Mohammed Salama）、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师穆阿斯·阿布·塔哈（Moaz Abu Taha）以及耶路撒冷通讯社的艾哈迈德·阿布·阿齐兹（Ahmed Abu Aziz）。

在加沙地带，类似的杀戮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能否被镜头记录下来全凭偶然。这次事件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在袭击平民时对所有底线的肆意践踏。

去年3月，同样是偶然因素，一段手机录像记录下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南部拉法市附近袭击医护人员的场景。以军在处决了15名急救人员后，试图以捏造的技术和安全理由为罪行开脱。然而，当录像曝光后，其谎言不攻自破。

像往常一样，包括当时美联社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内的全球媒体机构，不加批判地传播以色列为罪行辩护和掩盖真相的说法。

但今年8月在汗尤尼斯，罪行是公然发生的。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毫无掩饰——根据国际法，袭击平民、记者和医护人员无疑构成战争罪。

机构性疏离

美联社在报道纳赛尔医院袭击事件时，将玛丽亚姆·阿布·达卡描述为“为美联社自由撰稿的记者”。这种表述即便在合同层面属实，也刻意淡化了阿布·达卡的专业身份，并在美联社与其之间制造了距离。这种措辞微妙地将罪行从直接针对现场记者的袭击，转化为与新闻机构职责边缘的事件。

尽管美联社在报道正文中对阿布·达卡进行了更人性化的描述——称其为“一名13岁男孩的母亲，她以纳赛尔医院为据点报道医生们拯救饥饿儿童的努力”——但这一重要维度始终被置于其“自由撰稿人”的合同标签之后。

美联社既承认阿布·达卡至关重要的新闻现场工作，又坚持将其标注为“自由撰稿人”，这种措辞选择减轻了该社对她可能承担的专业与法律责任。其间似乎存在内在矛盾。

路透社关于纳赛尔医院遭轰炸的报道也体现了同样的操作，同样将遇难者称为“自由撰稿人”和“承包商”，以淡化记者与所属机构的关联。报道称：“路透社承包商、摄像师胡萨姆·马斯里在路透社运营的直播点附近遇难”，以及“同样身为路透社承包商的摄影师哈特姆·哈立德受伤”。

法律上无关紧要——但这并非重点

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9条明确规定：“在武装冲突地区从事危险专业任务的记者应被视为平民，并必须获得相应保护。”该条款未对记者的身份设定任何限定条件，无论其为正式雇员、合同工或自由职业者。

然而，尽管在法律上无关紧要，这些表述在媒体话语中的运用却有其他令人不安的目的。

首先，它们为大型媒体机构提供了一种制度性、民事和法律上的隔离保护，使其免除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合同义务。这意味着受害者家属将无法向机构索赔或追究责任，而如果记者被认定为雇员，则可获得此类保障。

其次，通过将遇袭记者塑造成无所属或临时工，这些措辞能够影响公众舆论。此举既淡化了罪行的严重性，又将原本有预谋的新闻自由攻击事件，扭曲为与记者身份无关的悲剧性意外。

不加批判地传播以色列宣传

与此同时，路透社以一种隐晦的道歉口吻呈现以色列官方的回应，援引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以色列对今日加沙纳赛尔医院发生的悲剧事故深表遗憾。以色列珍视记者、医护人员及所有平民的工作”，并重申其“战争对象是哈马斯”。

在这里，已被证实的罪行被重新包装为“令人遗憾的悲剧”，并被置于“对哈马斯战争”的宏大叙事框架下。

与此同时，路透社还一字不落地刊载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未对可信度提出任何质疑：“以色列国防军谴责任何对无辜者的伤害，绝不会针对记者发动攻击，并在保障部队安全的同时竭力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此类措辞意在引发公众对受害者“无辜性”的质疑：仅对“非参与者”的伤害表示歉意，暗示部分受害者“参与其中”。这起罪行更被重新定义为保护部队行动中的“附带损害”——这种（未被路透社质疑的）优先级重组，将保护士兵置于首位，平民安全仅在可能时才被考虑。

这套话语体系反映了以色列的既定策略：承认行为但否认意图，为伤害道歉而非为罪行道歉，并将每个目标都纳入“对哈马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中。

这一切完全符合西方通讯社的惯用措辞模式——它们采取虚假且具有误导性的中立立场，将公然的战争罪行模糊化，将定点清除包装成模糊“战争”中的边缘事件。

这种共谋行为并未逃过媒体机构内部人士的眼睛。加拿大摄影记者瓦莱丽·津克（Valerie Zink）在纳赛尔医院遭袭后，宣布辞去与路透社长达8年的合作关系，她指责该机构“背叛了记者”。

津克直言，路透社助长了加沙地区记者遭“系统性暗杀”的行为。她在辞职声明结尾写道：“此刻，我无法想象还能怀着除深深的羞耻与悲痛之外的任何情感佩戴这张记者证。”

加沙记者与医护人员遭到针对性袭击绝非偶然事件或“悲剧性意外”；这是暴力体系的本质特征，旨在摧毁见证的工具，碾碎传递真相的人。

面对这般反复上演的模式，我们肩负着重塑真相的道德与政治责任：将罪行称为罪行，将蓄意袭击称为蓄意袭击，将责任追究称为责任追究。此举旨在为受害者重塑尊严，为新闻事业本身重塑意义，亦是对抹杀与消灭的抵抗。

在加沙，那些记录下战火、伤痛与生命逝去的记者们，他们手中的相机和笔，不仅是新闻的工具，更是人类良知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他们的生命被定格，那些曾用笔尖记录下的故事，仿佛也在一瞬间凝固。西方媒体选择用“自由撰稿人”和“承包商”这样的标签，试图在机构与受害者之间划出一道干净的界线。这就像是说，一艘船沉了，遇难的不是正式船员，只是临时被雇来运送货物的工人。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减轻海难本身的悲剧性，却模糊了船长本应承担的责任。

在新闻的世界里，每一个镜头、每一段文字，都承载着一个人的信任与托付。当这份信任被轻描淡写地抛弃，它所伤害的，不仅仅是那些在现场殒命的个人，更是整个新闻行业的基石。面对镜头里一个个倒下的身影，外界或许会质疑：当真相的见证者都无法自保，我们又该如何相信，那些被粉饰过的报道，能真正传递出事实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