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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5 2
我们这行,见惯了生死,心早就跟那焚化炉里的耐火砖一样,烧硬了,烧麻了。可师傅老赵有个怪癖,像一根扎进我心里的寒针,让我发毛了整整十年。每当有年轻漂亮的姑娘送来,不管多晚,不管他是不是当班,他都得亲自过来“过眼”。
我们这儿是陕西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火葬场,一年到头也烧不了多少人,大多是寿终正寝的老人。偶尔有意外离世的年轻人,整个场子的气氛都会压抑好几天。而师傅老赵的这个“过眼”,就专挑那些因意外、疾病早早凋零的年轻女孩。
他的“过眼”很特别。不是法医那种公事公办的查验,也不是家属那种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会让我把所有人都支开,就他和我两个人,在冰冷的停尸间里。他戴上白手套,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一个睡着的人。他会仔仔细细地看那张已经失去生气的脸,看她的眉眼,她的鼻梁,甚至会轻轻拨开她额前的头发。然后,他的目光会下移,落在她们的手上,脚上,有时候还会小心翼翼地掀开白布的一角,看看她们的锁骨或者脚踝。
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停尸间里只有冰柜压缩机嗡嗡的单调声响,和他沉重的呼吸。那种眼神,我形容不出来,既不是猥琐,也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寻找。每次“过眼”完毕,他都像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靠在墙上,点上一根烟,一抽就是大半包。烟雾缭绕中,他那张被岁月和炉火熏得沟壑纵横的脸,写满了无法言说的疲惫和悲伤。然后他会摆摆手,沙哑着嗓子说:“烧吧,娃,让她走好。”
我叫张诚,十八岁就跟着老赵当学徒。在我眼里,老赵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技术好,无论什么样的遗体,他都能收拾得体体面面,让家属最后看一眼时,心里能多一丝慰藉。他心善,遇到穷苦人家,他会自掏腰包垫上骨灰盒的钱。他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理上。在火葬场这个被世人忌讳的地方,他是我唯一敬重的人。
可就是这个怪癖,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头。我不敢问,也不敢想。我怕一问出口,那个我敬重如山的师傅形象就会瞬间崩塌。难道他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念头?在这个送人最后一程的地方,对逝者不敬,那是天打雷劈的罪过。
这种煎熬,在我二十八岁那年达到了顶点。
那年夏天,县里出了件大事。一个刚考上大学的女孩,叫文文,去山里写生,失足掉下了山崖。找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女孩长得特别水灵,照片贴在寻人启事上的时候,全县的人都跟着揪心。
文文的遗体被送到火葬场时,她父母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老赵那天轮休,正在家里喝着小酒,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告诉他情况。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只听见“哐当”一声,像是酒杯掉在了地上。他说:“等我,我马上到。”
他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身上带着一股浓烈的酒气。他没理会哭天抢地的家属,径直走向我,声音嘶哑:“把门关上,其他人,都出去。”
我照做了。停尸间里,白布下的文文静静地躺着,那张年轻的脸因为坠落时的擦伤,有几道血痕,但依然能看出她生前的清秀美丽。
老赵颤抖着手,戴了三次才把手套戴好。他走到担架床前,俯下身,看了很久很久。他的目光像是在抚摸,从女孩的额头,到眉毛,再到紧闭的眼睛。我看见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着,仿佛在吞咽着巨大的悲痛。
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魂飞魄散的动作。他伸出手,轻轻地、极其温柔地,想要去解开文文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气全涌了上来。十年来的猜疑、困惑、甚至鄙夷,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腕。
“师傅!你干什么!”我压低了声音,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愤怒的颤抖,“人已经走了,你让她安安静得走吧!你这是……这是作孽!”
老赵的手腕很烫,被我抓住后,他浑身一僵。他缓缓地转过头看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我预想中的惊慌或者羞愧,而是布满了血丝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不见底的哀伤。
“小张……”他开口,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你跟了我十年了,你觉得师傅是那种人吗?”
我愣住了,抓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松了些。是啊,十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他会给无主的骨灰上香,会把别人丢弃的花捡起来,擦干净放在无名者的墓碑前。这样一个人,怎么会……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丝哭腔,“师傅,你每次都这样,我……我心里害怕。”
老赵没回答我,而是慢慢地、固执地挣脱了我的手。他没有再去看文文的衣领,而是将目光移到了她的左边脚踝上。他小心翼翼地掀开裤腿,借着惨白的灯光,仔细地看着。
那里光洁一片,什么都没有。
他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踉跄着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摘掉手套,双手插进花白的头发里,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压抑的、如同困兽般的呜咽声,从他喉咙深处传来,在这死寂的停尸间里,显得格外凄厉。
我彻底慌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我认识他十年,只见过他流汗,从没见过他流泪。
“师傅,你……你别这样。”我蹲下身,想扶他起来。
他却挥了挥手,从口袋里摸出烟和火柴,哆哆嗦嗦地点了好几次才点着。他猛吸了一口,呛得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咳完,他抬起通红的眼睛看着我。
“小张,坐下吧。”他说,“有些事,憋在我心里十五年了,也该跟你说说了。”
那天晚上,在那个全县城最冷的地方,老赵给我讲了一个比停尸间的温度还要冰冷的故事。
十五年前,老赵还不是火化工,是县运输公司的货车司机。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妻子温柔贤惠,女儿叫小雅,聪明漂亮。那年小雅十六岁,刚上高一,是老赵的掌上明珠,心头肉。
小雅长得很像她妈妈,皮肤白,眼睛大,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最特别的是,她的左脚脚踝上,有一块小小的、梅花形状的红色胎记。老赵说,那是女儿前世带来的记号,这辈子是来找他的。
出事那天,老赵要跟车去省城送一批货,来回要三天。临走前,小雅还抱着他的胳膊撒娇,让他回来时带省城最好吃的桂花糕。老赵笑着答应了,摸了摸女儿的头,让她在家听妈妈的话。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他走到半路,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电话是邻居打来的,哭着让他赶紧回来,家里出事了。老赵当时心就沉了下去,疯了一样把车开回来。
等他赶到家,看到的是一片火海。他们家住的老式筒子楼,不知怎么走了水,火势大得吓人。他妻子被邻居们救了出来,烧得面目全非,但还有一口气。她抓住老赵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三个字:“小雅……在里面……”
老赵疯了,不顾一切地想往火里冲,被七八个邻居死死抱住。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栋楼烧成了黑色的骨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家,化为灰烬。
消防员后来在废墟里找到了两具烧焦的尸体,根据位置和一些残存的金属物件,判断其中一具是小雅。
老赵不信。他不相信那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就这么成了一具焦炭。他守在废墟边上,不吃不喝,用手挖,挖得十指鲜血淋漓,嘴里不停地喊着“小雅”。他总觉得,女儿只是跑出去玩了,还没回家。
妻子在医院里撑了三天,最后还是走了。临终前,她断断续续地告诉老赵,火灾发生时,她和小雅都在家。她被浓烟呛晕了,醒来就在外面了,她一直以为小雅也被人救出来了。
处理完妻子的后事,老赵整个人就垮了。他辞了职,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酒。亲戚朋友都劝他,人死不能复生,让他想开点。可他就是过不去那个坎。他总觉得,那具烧焦的尸体不是他的小雅。他的小雅,那么爱干净,那么漂亮,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有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做了一个梦。梦里,小雅回来了,穿着她最喜欢的白裙子,站在他床边,哭着说:“爸爸,我好冷,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老赵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念头:小雅没死,她只是走丢了。那场大火里,她可能跑出去了,但是被吓坏了,或者失忆了,所以才没回家。
这个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支撑着他活了下来。
他开始找女儿。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印了无数张寻人启事,走遍了附近所有的市县。他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左脚脚踝有梅花胎记的女孩。可人海茫茫,哪里有那么容易。
几年下来,钱花光了,人也熬得不成人样。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县火葬场招工的启事。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他脑海里成型。
如果……如果小雅真的不在人世了,如果她流落到外地,出了意外,被人送到了某个地方的火葬场,那他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他甚至无法确认她的身份。
他要去火葬场工作。他要去守着这个人生终点的最后一站。他觉得,这是他能找到女儿的最后机会。
于是,他应聘进了火葬场,从最基础的杂工干起,后来跟着老师傅学了火化。他工作特别认真,因为他觉得,他送走的每一位逝者,都可能是别人家的“小雅”。他要让她们体面地、有尊严地走。
而那个怪癖,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每当有年轻的、身份不明的、或者意外身亡的女孩送来,他都会去“过眼”。他不是在亵渎,他是在寻找。他在寻找那张可能和他女儿有几分相似的脸,他在寻找那个他刻在骨子里的、梅花形状的红色胎记。
“十五年了……”老赵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我看了不下上百个姑娘,每次都抱着一丝希望,又每次都失望。有时候我真希望,能找到她,哪怕是……哪怕是在这里找到她,我也认了。至少我知道她在哪儿,我能亲手送她一程,让她干干净净地走。可我……我怕啊,小张,我怕找不到,又怕真的找到……”
他把烟头狠狠地按在地上,抬起头,泪水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纵横交错。
“刚才那个叫文文的姑娘,她的眉眼,太像小雅了。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是不是她?我想看看她身上,有没有什么记号……我不是个东西,我不该动那个念头,吓到你了……”
停尸间里,一片死寂。我只觉得一股巨大的悲伤和酸楚,从胸口一直堵到喉咙。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背脊佝偻的男人,他哪里是什么变态,他分明是一个用最笨拙、最绝望的方式,寻找了女儿十五年的父亲。
那根扎在我心里十年的寒针,在这一刻,被他的眼泪融化了。我只剩下无尽的心疼和愧疚。
我站起身,走到老赵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师傅,对不起。是我……是我混蛋。”
老赵摇了摇头,撑着地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不怪你,是我自己心里有鬼。走吧,别让家属等急了。让文文这孩子,安心上路。”
那天晚上,送走文文后,老赵没有回家,他坐在焚化炉前,守了一夜。炉火映着他苍老的侧脸,明明灭灭。我知道,他又想起了他的小雅。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师傅的举动怪异了。每当有符合条件的遗体送来,我都会默默地帮他清场,然后站在门口,替他把风,也替他祈祷。我既希望他能找到,又不希望他找到。这种矛盾的心情,折磨着我,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又过了几年,老赵的身体越来越差,得了严重的肺病,再也干不动了。他退休那天,我们俩在火葬场旁边的小饭馆里喝了一顿酒。他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东西交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灿烂如花,她的左脚脚踝上,能隐约看到一小块深色的印记。
“小张啊,师傅不行了。”老赵喝得满脸通红,抓着我的手说,“以后,就拜托你了。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脚踝上有梅花胎记的姑娘,不管她是活人还是……你告诉我一声,让我在坟里头,也知道个信儿。”
我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赵退休后没两年就走了。我遵从他的遗愿,亲手为他整理仪容,亲手送他进了焚化炉。我把那张小雅的照片,放在了他的胸口。我想,这样,他就能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他的女儿了。
如今,我也成了这个县城火葬场的老师傅,也带了徒弟。我没有老赵那个“过眼”的习惯,因为我知道,他的那份执念,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但我继承了他对逝者的那份尊重。我也时常会想起他,想起那个在冰冷的停尸间里,一次又一次寻找着女儿身影的父亲。
有时候,在寂静的深夜,我会独自走到停尸间门口,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佝偻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固执地、绝望地,寻找着那朵永不凋零的“梅花”。我知道,那不是怪癖,也不是执念,那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最深沉、最悲壮的爱。这份爱,比死亡更冰冷,也比炉火更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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