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蒙古考察日记中，都提到蒙古人性交随意，得病者极多！

景点排名 2025年09月16日 13:39 4 cc

晚清那会儿，清朝对蒙古早就没了往日的防备，管控得牢牢的，可也正是这时候，蒙古地区的社会问题跟雨后春笋似的冒头，尤其是僧侣制度，简直成了“定时炸弹”——不少家庭觉得送孩子去寺庙当喇嘛能积功德，可谁知道这事儿最后竟捅了天大的篓子。

1844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揣着传福音的心思踏上蒙古草原，没成想倒成了历史的“旁观者”。他瞧见那些喇嘛哪有半点修行的样子，不少年轻僧侣不守戒律，偷偷跟俗家女子、藏人妇女往来，放荡得没边儿；到了1909年，发现楼兰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停留时，看得更触目惊心——那地方一半人口都是喇嘛，这些人里好多都得了性病，活脱脱成了社群的负担。这俩老外国籍不同、信仰也不一样，可记下来的事儿却不约而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当时蒙古的问题已经严重到捂不住了，连路过的外人都能一眼瞅见。

不光是外人的记录，官方文献里的数字更让人瞠目结舌。1929年《边政月刊》写着，有的旗里，三分之一的年轻小伙子都待在寺庙里，适婚男女的比例彻底乱了套，街上的淫乱风气越来越重，性病跟长了腿似的传得飞快；1933年《华北防疫年报》更实在，说绥远、张北、库伦这些地方的性病患者，放着好好的现代注射药不用，非得去找喇嘛治病，结果病情越拖越重，根本压不住。还有1926年，冯玉祥路过外蒙古，听说当地17到25岁的青年，85%都得了花柳病，25岁以上的比例更高——这哪是数字啊，分明是一代人的灾难！《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更直接，说19世纪蒙古人口一直在减，僧侣制度和性病就是主要原因之一，想想看，多少家庭因为这病没了顶梁柱，多少孩子没了爹娘，这背后的苦水根本倒不完。

为啥会闹到这步田地？首先是僧侣制度坑了人，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挤在寺庙里，管理又松松垮垮，戒律跟摆设似的，他们还老跟外界打交道，跟俗人扯不清关系，这不就成了性病传播的“快车道”吗？男的少了，女的找不着正经对象，有些内地来的官吏、商人没带家眷，就找蒙古女子当“临时太太”，有时候一个女的得应付好几个男的，这种混乱的关系，性病能不泛滥才怪！更讽刺的是，当时的活佛哲布尊丹巴，自己也得了梅毒，鼻子都烂塌了，连最高宗教领袖都这样，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更别提了。

可面对这么要命的病，当时的应对办法却让人哭笑不得。大家就认藏医，觉得喇嘛既能管宗教，又能治病，可藏医用的药竟是汞——那可是有毒的重金属啊！吃了不仅治不好病，还得汞中毒，比性病本身还凶险。喇嘛治病的时候，还得敲铃、打钹、吹海螺，闹得乌烟瘴气，在外人看来跟胡闹似的，可患者却把这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死死抓着不放。《剑桥中国晚清史》里都写了，藏医用汞治性病，病没治好不说，还一个劲儿蔓延，说到底，这哪儿是治病，分明是“雪上加霜”。有人可能会问，为啥不选现代医疗？其实不只是怕花钱，更怕丢面子——承认现代医学好，就等于说自己的传统不行，对深受宗教影响的蒙古人来说，这比生病还难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攒了这么久，早就不是换个药就能解决的了。

不过好在后来世道变了，新的观念慢慢吹进蒙古草原，现代医疗也一点点扎下根。大家终于明白，靠念咒喝汞治不了病，喇嘛也不是万能的。性病防治慢慢有了起色，寺庙里的人少了，性别失衡的问题也缓解了，人口衰减的趋势也稳住了。那些曾经抱着汞药求神拜佛的日子，总算成了老黄历，要是当初能早点放下固执，多听听科学的话，说不定很多人都能躲过这一劫，也不用让那么多家庭哭红了眼。

你说，要是当时的人们能少一点对传统的盲目迷信，多一点对科学的敬畏，是不是这整场由制度和观念酿成的悲剧，就能轻一点？其实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过去的荒唐，更提醒我们：不管是过日子还是搞社会治理，制度得贴合实际，不能拍脑袋决定；观念也得跟着时代走，别让僵化的想法变成绊脚石。毕竟，科学理性才是护着我们好好生活的“护身符”，要是连这个都不信，那早晚还得栽跟头，你说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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