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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产业需求，构建多元绿色转型金融体系

景点排名 2025年09月24日 06:38 3 admin
识别产业需求，构建多元绿色转型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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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产业需求，构建多元绿色转型金融体系



当前转型金融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提供与转型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转型融资框架，以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内在需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文｜王遥 任玉洁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前四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11.6%，节能降碳力度持续加大；2012年以来，中国能耗强度累计降幅超过26%，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这些数据说明了中国在绿色产业扩张和结构优化上的进展。即将进入“十五五”时期，碳达峰目标迫近，中国绿色转型仍需在多方面持续发力，能源结构调整、工业领域低碳改造、城乡建设绿色转型、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立等仍待加力推进，这需要政策协调、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设计的协同推进，也对资金供给提出要求。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形成对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绿色生产力的有力支持；同时也在加速部署转型金融，以形成对经济社会转型的全面支撑。转型金融尚处于探索阶段，从转型融资需求来看，如何提供与需求相匹配的转型融资框架，以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内在需要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识别产业需求，构建多元绿色转型金融体系

三大因素驱动经济绿色转型

理解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深层动力，是把握其未来价值创造逻辑的关键。驱动因素不仅定义了转型的必然性与方向性，更重塑了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融资需求与风险收益结构。由此，厘清转型动因，成为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基础，深刻理解实体经济正在发生的变革，转型金融才能精准识别机遇、有效管理风险，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动战略工具。

首先，要素禀赋结构变迁驱动转型。要素禀赋结构变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求驱动转型。中国从高碳向低碳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其深层动力源于要素禀赋结构变迁所引致的比较优势动态演进，这构成转型的内生经济逻辑。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要素禀赋理论），一国的比较优势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企业倾向于专业化生产能够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是一种典型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三大要素均面临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本积累日益雄厚，而最关键的是，环境容量的稀缺性急剧凸显，碳排放空间已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生产要素。在此背景下，高碳行业的边际社会收益正呈现递减态势。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持续强化，高碳产业赖以维系的投入资源要素、扩张规模等发展模式举步维艰。因此，要获取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增长动能从依赖传统高碳要素转向依托绿色技术、低碳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要素禀赋，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

其次，产业价值链跃升推进转型。产业发展基础升级，产业价值链跃升的需求将驱动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升级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其核心动力在于对更高附加值的持续追求。过往中国传统行业凭借劳动力、资源与能源的初级要素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大多被锁定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缺乏核心技术能力和市场主导权。

2018年有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产业并非注定低端锁定，反而迎来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重大历史机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生产流程，使规模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和智能化运维成为可能，大幅提升中游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因此，对于仍处于传统价值链中低端的行业或企业而言，当前正是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它们不仅面临减排降碳的外部约束压力，更具备通过智能化改造、服务型制造和绿色创新重新定位的内在动力与基础条件。率先嵌入数字技术、推动产品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将有望突破原有分工限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实现从“成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外部环境变化倒逼转型。除了要素禀赋重构与产业价值攀升的内生要求驱动转型，政策、市场与国际贸易规则等外部环境变化也在系统性倒逼转型。这一外生约束体系正通过成本收益结构的重塑，压缩转型窗口，促使绿色化从“战略备选”转化为“生存必需”。

一是政策规制趋紧，中国“双碳”目标下的碳市场扩容、能耗双控等机制持续强化，令传统高碳模式的合规成本与政策风险抬升；二是消费偏好转向，环境友好型需求成为市场重要维度，绿色评级日益影响企业品牌价值与市场准入；三是贸易壁垒碳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规则构建起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使“碳排放”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要件，直接冲击高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外部压力正在通过价格信号与风险预期深刻催化内生转型进程：一方面，碳定价、绿色补贴等政策工具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扭转资源错配，提升绿色技术投资的相对回报率；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规则与消费市场的绿色导向将提高停滞者的退出成本，并拓宽先行者的需求边界，从而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在此背景下，转型企业与滞后企业的差距开始扩大：前者通过绿色创新嵌入全球低碳产业链，获取技术租金与市场溢价；后者则面临资产搁浅、成本攀升与市场准入受限的多重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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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金融三大核心转变

内外因素结合的转型动因，将如何影响转型金融体系建设？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多元复合，其内在逻辑深刻重塑着转型金融体系的构建方向。要素禀赋重构推动金融的价值判断从短期财务回报转向长期要素产出效率；产业价值链攀升要求金融对支持对象进行精细画像与分层管理；而外部政策与贸易规则剧变，则倒逼金融的风险认知做出快速的适应性调整。这些驱动因素共同作用，既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根本性的理念转变，也将催生短期的、应急性的工具创新。

首先，重塑要素价值内涵。要素禀赋重构的市场，转型金融的“价值判断”发生重要转变。要素禀赋结构的深刻变迁，标志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调整——增长引擎从依赖传统要素规模投入转向依赖绿色技术、低碳资本及环境容量的高效利用。这一根本性转变，必然要求金融供给发生与之匹配的根本性重构。传统金融模式服务于规模扩张和增量价值创造，其“价值判断”体现在对短期财务回报和抵押物价值的认定。然而，新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要素价值”的重塑，即经济增长依赖于提升技术、知识、碳配额和数据等新型要素的生产率，其价值实现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外部性特征。

与之相比，新发展模式下的金融“价值判断”发生了内涵演变：其追逐的“价值”不再是短期账面利润，而是长期要素发展与技术溢价。包括通过支持绿色技术突破和创新，获取技术领先带来的超额收益；通过识别并投资于稀缺的碳资产、环境权益（如绿电CCER），获得资源稀缺性溢价等。这意味着，发展转型金融需要从根源上构建对未来要素价值的前瞻性定价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以长期可持续的价值判断为支撑，助力有效转型。

其次，深化服务对象管理。产业价值链跃升的市场，转型金融的“支持对象”需要精细管理。产业价值链的跃升是产业演进的内在规律，其本质是价值创造环节从传统的加工制造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服务及循环解决方案转移。这一过程必然引发产业链内企业角色的深度分化：龙头企业致力于构建绿色技术标准、突破关键领域难点、堵点，中型企业聚焦于工艺革新与供应链降碳，而专业化小微企业则可能在关键减排技术或材料领域实现突破。不同规模、不同环节的企业，其转型目标、可行路径与最终成效也将有显著差异性。企业现有资源能力（如技术积累、资本规模）影响着企业转型的起点与路径，同时从转型路径选择来看也有其多样性，除依托自身技术的提升外，与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协同转型也是有效路径。

因此，转型金融要有效服务这一复杂进程与差异化主体，需要进一步厘清具体企业转型的基础与路径：一是区分企业类型，依据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规模与核心技术能力，识别其究竟是“技术突破者”“模式创新者”还是“协同跟随者”；二是区分转型路径，判断其价值跃升的核心来源究竟是工艺改进、产品升级、服务化延伸还是生态化整合。不同路径的资本需求、风险特征与价值创造潜力截然不同。转型金融需精准锚定到“如何转型”以及“转型为何能成功”的具体路径上，实现对不同成效价值创造的差异化赋能。

再次，加强转型风险评估。外部因素驱动的市场，转型金融的“风险判断”也需差异化。外部政策、贸易壁垒与消费偏好转变等因素，正构成企业转型的外生驱动力。但此类转型驱动，与基于要素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内生性、战略性转型不同，其核心出发点在于规避外部风险——包括政策处罚、出口受限、品牌声誉受损等现实威胁。因此，它具有显著的针对性，外部条件制约的强度直接影响着企业融资意愿的强弱，此类转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也呈现被动、应急的特征。其主动性较弱，高度依赖外部议程推动，融资目标旨在满足特定合规门槛或应对即将实施的贸易碳壁垒，例如采购末端处理设备或进行生产工艺的适应性改造。

转型融资迫切度、资金使用方向、资金使用目标的差异性，也使得外部驱动的转型融资风险有新的特征。其风险判断需从评估“未来增长潜力”转向聚焦“合规达标能力”与“过渡期生存韧性”。虽然长期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依然威胁实现可持续转型的有效性，但短期的执行风险（能否按时完成改造）、政策解读风险（是否符合最新标准）以及跨境规则变动风险（如CBAM核算细则调整）等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当下发展目标可否实现。在此情形下，转型金融的风险管理目标也需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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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实践路径

转型金融的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金融领域的缩影，源于中国经济结构向绿色化与高级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其驱动因素多元复合，既包括要素禀赋重构带来的深层变革，也涵盖政策、贸易等外部环境的急促倒逼。这要求转型金融体系既要着眼于宏观范式的重构与价值判断的转变，也需灵活响应短周期、应急性的转型需求。

正因如此，中国的转型金融实践注定是多点开花的——它不仅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是一个融合了长期耐心资本、技术风险定价与激励相容机制的生态系统。

一是要素禀赋的结构性变迁，意味着转型金融体系建设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需要通过宏观层面价值判断基准与发展逻辑的调整，实现金融功能与国家治理目标的再融合。一方面，转型金融的发展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多元政策的系统协同。如碳定价、市场准入标准、落后技术淘汰等公共政策为“绿色要素”赋予稀缺性与价格信号，这是金融进行价值发现的基石。若缺乏产业、环境与科技政策的协同发展，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未能形成合力，将导致资本错配与系统性风险积聚。

另一方面，转型金融体系的宏观战略也需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如发展目标应从规模扩张转向资源配置效率，核心评价指标需更加关注金融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价值判断须从财务回报转向综合价值，如引入碳排放、资源强度等非财务维度，建立包括正负外部性的新型核算框架等。实现宏观层面的范式重构，转型金融才能真正服务于要素禀赋升级这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而非仅停留于表面化的绿色标签。

二是产业价值链跃升的需求，意味着转型金融需建立一套整合“产业链位置－转型潜力－升级路径”的多维评估与分级体系，将降碳效益与价值链跃升带来的溢价纳入转型金融定价体系。如对于处于产业链上致力技术突破的龙头企业，其转型旨在攻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或实现颠覆性创新。这类活动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但一旦成功则回报巨大。转型金融的设计需更加注重提供长期耐心资本，如设立重点行业转型创新基金，以股权或“债转股”方式介入；开发研发中断险或首台套保险，对冲前期技术风险等。

对于中型规模、亟须应用迭代的企业，其转型关键在于采纳成熟低碳技术并快速融入主流供应链。资金支持应更注重技术稳定性与商业化效益。可融合现有科技金融工具，提供技术改造专项贷款、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节能减排设备融资租赁等，降低初始投入压力。最终通过灵活、高效的债权类工具助力其实现工艺革新与市场竞争力跃升。

三是外部因素驱动的转型，意味着部分转型金融活动应更侧重短期可执行性与结果达成性。一方面，转型金融需率先构建外部驱动因素的风险映射框架，系统识别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强制披露准则、行业碳达峰方案等规则变动所带来的合规风险与市场准入风险，并量化其对企业成本结构、出口资格及现金流的具体影响，形成风险预警与压力测试机制。

在此基础上，应建立侧重于短期可执行性与结果达成性的金融支持政策。重点评估企业转型目标、计划的可信度和效果，尤其关注其技术路线的成熟度、改造时间表与政策监管期限的匹配度，以及专项资金能否实现封闭管理、专款专用。金融工具的设计更应强化“激励相容”原则，以确保满足明确、刚性的约束目标。

（作者王遥为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任玉洁为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编辑：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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