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算命先生的识人术:头上有两个旋的孩子,多半是这两种命,很准

“陈瞎子，你真是老糊涂了！我们俩现在哪个不是‘人上人’？你这卦，不准！”面对石根的嘲笑，陈瞎子只是悲哀地摇头。他缓缓说出“人上人”和“人下人”的真正含义，石根的笑声戛然而止，另一个双旋的林墨则面如死灰。

那一刻我才明白，陈瞎子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早在我童年时，就已看透了他们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令人唏嘘的一生。

01

我的老家，是江南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小镇。镇子不大，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从东头穿到西头，镇子的中央，有一座据说明朝就建了的、被岁月磨得光滑圆润的石拱桥。

我的童年记忆，就像镇口那条常年流淌的小河，平淡，缓慢，偶尔泛起几圈涟漪。而那圈涟漪的中心，往往都与一个人有关——桥头的陈瞎子。

陈瞎子不是我们镇上的人，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多大年纪。只记得从我记事起，他就已经坐在那里了。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石拱桥上时，他就会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竹竿，由他的孙女牵着，不紧不慢地，来到桥头那棵巨大的、枝繁叶茂的老榕树下。

他在固定的位置坐下，面前铺上一块洗得发白的蓝色粗布，布上摆着一个签筒，里面插着几十根磨得光滑的竹签。

然后，他的孙女离去，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坐就是一天。

他从不吆喝，也从不拉客。他那双眼睛，永远都像是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翳，看不见一丝光亮。可镇上的人都说，陈瞎子的“心眼”，比谁的都亮。

他耳朵极灵。谁家的小媳妇从桥上走过，脚步轻快又带着点羞涩，他能听出来；谁家的汉子刚从赌场里输了钱回来，脚步拖沓又充满懊恼，他也一清二楚。

他的鼻子也很灵。镇上卫生院的老中医从他身边经过，他会闻到那股淡淡的药草味；教书的王老师从他摊前走过，他能闻到那股经年不散的墨水味。

镇上的人，但凡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或是家里有什么难断的纠葛，都爱来找他“聊聊”。他也不用什么龟甲铜钱，只是让人抽根签，然后伸出他那双干枯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摸一摸对方的手骨、头骨，再静静地听对方说上一段话。

最后，他会说上几句，不多，但往往都像钉子一样，能钉到你的心坎里去。

他算命收钱，也极随缘。有时，一户人家求子成功，会提着猪头、揣着红包来感谢他，他照收不误；有时，一个穷苦汉子，实在没钱，就从家里端来一碗刚出锅的热汤面，他也会接过来，吃得津津有味；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听完对方的倾诉后，摆摆手，淡淡地说一句：“天机不可泄，回去吧。”分文不取。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陈瞎子，就是我们小镇上一个神秘的、不可或缺的存在。他像那棵老榕树一样，沉默地见证着小镇的日升月落，人来人往。

而我之所以对他印象如此深刻，还因为一件与我两个发小有关的、尘封已久的“预言”。

我们那拨同龄的孩子里，恰好有两个最特别的男孩，他们头上，都长着两个“旋”。

一个，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石根。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父亲是个铁匠，脾气火爆。石根完美地继承了他父亲的脾气，从小就是我们这群野孩子里的“孩子王”。他的两个旋，长得极近，几乎挨在了一起。

另一个，是与石根性格截然相反的“书呆子”，林墨。他家是镇上唯一的大户，父亲是镇中学校长。林墨从小就文静内向，不爱跟我们疯跑，就喜欢一个人抱着书看。他的两个旋，长得极远，一个在头顶，一个几乎快到了后脑勺。

石根和林墨，就像是这个小镇的两极，一个如火，一个似水，却因为那两个特殊的“旋”，被大人们常常放在一起议论。

而陈瞎子，就在一个炎热的午后，为他们这截然不同的人生，下了一个神秘的、让我记了一辈子的“批命”。

02

那应该是我十岁那年的夏天。

午后的太阳，毒得能把青石板烤化。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实在无处可去，便都聚集在桥头那棵巨大的榕树下，乘凉，打闹。

石根，我们这群孩子的“头儿”，不知是哪里来的兴致，他眼珠子一转，指着正在闭目养神的陈瞎子，对我们起哄道：“哎！我们让陈瞎子给我们算算命怎么样？看看谁将来最有出息！”

我们这群孩子，对陈瞎子既敬畏又好奇，一听这话，都跟着兴奋地嚷嚷起来。

石根胆子最大，他第一个跑到陈瞎子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被汗水浸得黏糊糊的五分硬币，塞到陈瞎子手里，大声说：“陈瞎子，给我算一卦！算算我将来能不能当大官，发大财！”

陈瞎子没有立刻说话。他那双灰白色的眼睛，仿佛“看”向了石根的方向。他伸出那只干枯、嶙-峋、却异常干净的手，示意石根蹲下。

他用那双粗糙的手，在石根那颗剃得青皮的脑袋上，仔仔细细地、来来回回地摸索着。他的手指，尤其在那两个挨得很近的“旋”上，停留了很久。那神情，专注得像一个最顶级的工匠，在鉴别一块绝世的美玉。

摸完了石根，他又对站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的林墨招了招手。

林墨性格腼腆，有些害怕，想往后退。被石根一把推了过去。“去啊，怕什么！让瞎子也给你摸摸，看看你这个书呆子，将来能不能考上状元！”

林墨只好也硬着头皮，蹲在了陈瞎子的面前。

陈瞎子用同样的方式，仔-细地摸了摸林墨的头顶，也摸了摸他那两个相距甚远的“旋”。

摸完之后，他收回了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们这群孩子，都屏住呼吸，眼巴巴地看着他，等着他开口。

过了许久，陈瞎子才缓缓地、用他那特有的、沙哑而又悠长的语调，开口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石根的问题，而是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话。

“老话讲，一旋好，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这话，对，也不对。”

他顿了顿，仿佛在组织语言，又仿佛在窥探什么天机。

“这头上有‘两个旋’的孩子，不一般，是龙是蛇，就看他自己怎么走了。可说到底，他们就像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种瓜，命数啊，早就定了。”

“什么命啊？陈爷爷，你快说啊！”我们急切地追问道。

陈瞎子却只是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将那枚五分钱的硬币，重新塞回石根的手里，淡淡地说了一句：“天机，不可泄。你们还小，以后，就知道了。”

说完，他便任凭我们如何追问，都闭上了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那一天，陈瞎子的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童年心湖，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经久不散的涟漪。

“一根藤上结出的两种瓜”。

这到底，是两种什么样的“命”？

这个谜团，伴随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我和石根、林墨，再次重逢在那个桥头时，我才从陈瞎子口中，得到了那个令人唏嘘的、毛骨悚然的答案。

03

石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完美地印证了陈瞎子那句“二旋拧”的批语。

他的脾气，就像他爹铁匠铺里那烧红的铁块，又臭又硬，一点就着。

在学校里，他就是老师眼中最头疼的“刺头”。上课睡觉，下课打架，逃学去河里摸鱼，去山里掏鸟窝，几乎所有的“坏事”，他都干遍了。他爹没少为此用皮带抽他，可石根骨头硬，宁可被打得皮开肉绽，也绝不求饶，第二天，照样我行我素。

但他不是那种纯粹的坏孩子。他讲义气，有担当。我们这群孩子里，谁要是被外村的人欺负了，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哪怕对方比他高，比他壮，他也从不退缩。所以，尽管他学习不好，惹是生非，可我们这群发小，都打心底里服他，认他当“大哥”。

这样的性子，在小镇这个讲究规矩和安稳的地方，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初中还没毕业，石根就跟他爹大吵了一架，放出话来：“这小镇太小，容不下我石根这条龙！我要去外面闯出个名堂来！”

他不顾家人的激烈反对，在一个清晨，揣着从家里偷拿的、皱巴巴的几十块钱，和两件换洗的衣服，就那么义无反顾地，跟着南下的潮流，跳上了去深圳的绿皮火车。

那年，他才十六岁。

他走后，关于他的消息，便断断续续地，通过一些在外打工回乡的乡亲们，传回小镇。

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充满了血泪和辛酸的、惊心动魄的奋斗故事。

听说，他刚到深圳时，举目无亲，钱包被偷，在天桥底下睡了一个星期，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去跟工地上的民工抢剩饭吃，被人打得半死。

听说，他后来在工地上搬砖，因为替一个被工头欺负的老乡出头，一个人拿着一根钢筋，跟七八个手持棍棒的打手对峙，最后被打断了一条腿，在简陋的工棚里躺了三个月。

也听说，他在工厂里打工，因为脑子活，会来事，很快就成了车间的小组长。但他不满足于此，辞掉了工作，用攒下的所有钱，在夜市上摆起了地摊，卖当时最流行的喇叭裤和蛤蟆镜。

再后来的消息，就变得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令人振奋。

听说，他的地摊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小摊位，变成了批发商。再后来，他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胆大包天地，贷款在郊区租了个厂房，开了自己的服装加工厂。

就在我们这些发小，还在按部就班地上着高中，考着大学时，石根的人生，已经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充满了刀光剑影和惊涛骇浪。

终于，在他离家的第六年，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

石根，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是开着一辆乌黑锃亮、在当时的小镇上如同外星飞船一般罕见的桑塔纳轿车回来的。

车子开到他家那破旧的铁匠铺门口时，几乎全镇的人都跑出来围观。

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一个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手腕上戴着明晃晃金表的年轻男人。

他就是石根。

他脸上虽然还带着一丝年少的桀骜，但眼神里，已经多了几分商人的精明和上位者的气势。他给镇上的每个老人，都发了一个大红包，又出钱，把镇上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那一刻，石根，成了我们小镇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板”。他成了所有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也成了所有家长口中那个“有出息”的代名词。

他衣锦还乡，风光无限，彻底洗刷了自己少年时所有的“劣迹”。

人们似乎都忘了，他曾经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他们只知道，这个头上有两个旋的“拧”小子，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成了一条翻江倒海的“龙”。

04

与石根那条充满了荆棘与抗争的道路截然相反，林墨的人生轨迹，就像他的人一样，安静，平稳，顺理成章得像一道早已被设定好程序的数学题。

他的人生，是我们小镇上所有父母眼中，最完美的“标准答案”。

从小，他就是我们眼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当我们在河里摸鱼、在田里打滚时，他正安安静-静地坐在窗前，读着那些我们看不懂的唐诗宋词。

他的成绩，永远是年级第一。他的奖状，从小学到高中，贴满了家里的整整一面墙。

他不像石根那样，朋友遍天下。他的世界很小，除了书本，就是家和学校。他性子文静，甚至有些内向，从不与人争执，见到长辈，总是谦和有礼地问好。

他顺利地，考上了我们县城最好的重点高中。

三年后，又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毫无悬念地，考入了省城一所最著名的、以文科见长的重点大学。

他去上大学的那天，镇政府甚至还为他组织了一场欢送会，敲锣打鼓，给他戴上了大红花。他的父亲，那位当了一辈子校长的林校长，在那一天，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骄傲的光芒。

大学四年，林墨依旧是那个品学兼优的“学霸”。毕业后，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笔杆子，通过了省里的公务员考试，顺利地进入了省城的某个重要政府机关工作。

他的仕途，也像他的求学之路一样，平步青云。

他为人谦和，懂得人情世故，做事又踏实稳妥，写得一手好文章，很快就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赏识和器重。

几年下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端茶倒水的小科员，被提拔为副科长，再到科长。

后来，我因为工作原因，也留在了省城。有一次，我去他们单位办事，远远地看到了他。他穿着一身合体的中山装，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正在给几位下属开会。他说话的语气不急不缓，条理清晰，举手投足间，已经有了一股属于领导干部的、沉稳的气度。

再后来，我听镇上的长辈们说，林墨在省城，娶了一位同样在机关工作的、家世清白的女子为妻。女方的父亲，是省卫生厅的一位副厅长。这门婚事，在当时看来，可谓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

婚后不久，他们就在省城最繁华的地段，买了一套大房子。

安稳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光明的前途……林墨的人生，就像一幅被精心绘制的工笔画，每一笔，都精准地落在了它该在的位置上，精致，完美，没有任何瑕疵。

他也成了我们小镇上，所有家长在教育自己孩子时，最常挂在嘴边的榜样。

“你看看人家林墨！也是两个旋，怎么人家就能静下心来读书，考上大学，当上大官呢？”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石根，想起那个开着桑塔纳、戴着金表、同样风光无限的石根。

他们两个，一个在体制外，靠着胆识和拳头，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了商界的“人上人”。

一个在体制内，靠着智慧和笔杆，走出了一条阳关道，成了官场的“人上人”。

他们的人生，虽然起点和路径截然不同，但最终，似乎都殊途同归，都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的成功。

我不禁开始怀疑，当年陈瞎子那个“一根藤上两种瓜”的预言，是不是真的说错了？

他们明明，都结成了最甜美、最令人羡慕的“金瓜”啊。

05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和可笑。

那一年，我三十五岁，也已在省城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一次清明节，我带着妻儿，回老家给父母扫墓。恰逢镇上十年一度的大集，老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我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那个熟悉的石拱桥头。

桥，还是那座桥。榕树，也还是那棵榕树，只是变得更加苍劲、巨大。

而榕树下，陈瞎子，依旧坐在那个熟悉的位置上。

只是，他更老了，背也更驼了，脸上那刀刻般的皱纹，似乎又深了许多。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尊即将风化的石像，与周围喧闹的人群，隔绝成了两个世界。

我正准备上前，去跟这位童年时的“神人”打个招呼，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洪亮而又熟悉的声音。

“哎，这不是阿明吗？你也回来啦？”

我回头一看，只见一辆在当时极其罕见的、气派非凡的黑色大奔，稳稳地停在了桥头。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一个身材微微发福、穿着一身名牌休闲装、手上戴着一块硕大金表的中年男人。

是石根！

他乡遇故知，我们都格外兴奋。我们聊着这些年的经历，聊着各自的家庭和事业。石根的生意，显然做得更大了，他告诉我，他的工厂已经从深圳开到了东莞，手下有上千号工人，资产更是翻了好几番。他说话的语气，充满了成功人士特有的、强大的自信和豪气。

就在我们聊得正欢时，另一个温和儒雅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

“石根？阿明？这么巧，你们都在。”

我们回头，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夹克，戴着金丝边眼镜，气质沉稳儒雅的男人，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是林墨！

原来，他也趁着假期，带着妻儿回乡看望父母。

三个童年时的发小，在阔别了近二十年后，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重逢在了这个最初的、见证了我们童年所有秘密的桥头。

我们三人，都感慨万千。

石根的目光，落在了榕树下那个沉默的身影上。他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他拉着我和林墨，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他从自己那昂贵的皮夹里，掏出一沓厚厚的、至少有一万块的钞票，不由分说地，塞到了陈瞎子的手里。

他大笑着说：“陈瞎子！还认得我们吗？我，石根！他，林墨！我们都是头上长两个旋的！你看看我们现在，一个是大老板，一个是大官！当年你说我们是两种命，现在你看，我们俩，哪个不是出人头地了？你那话，我看啊，也不怎么准嘛！”

他的声音洪亮，充满了炫耀的意味，引得周围赶集的人，都纷纷侧目。

陈瞎子没有去接那沓钱。他那双没有神采的灰白色眼睛，仿佛“看”向了石根和林墨的方向。他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许久，他才缓缓地、悲哀地，摇了摇头。

陈瞎子依旧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他那只枯瘦得如同鹰爪般的手，先是朝着意气风发的石根的方向，凌空“闻”了闻，仿佛在嗅探什么看不见的气味。然后，他又将手，转向了文质彬彬的林墨的方向，同样，做了一个“闻”的动作。

做完这两个奇怪的动作后，他那张布满岁月沟壑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种近乎悲悯的、令人心悸的神情。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湖，激起了无法平静的涟漪。

“石老板，”他先是对着石根的方向，缓缓说道，“你身上……有血光和官非的味道，太重了，已经浸到骨子里了。”

然后，他又转向林墨，继续用那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林先生，你身上……有郁结之气和浓重的药石味道，也已经散不掉了啊。”

石根脸上那得意的笑容，瞬间僵住了。林墨那儒雅的微笑，也凝固在了嘴角。

我也听得心中一凛，童年时那个巨大的谜团，再次浮上心头。我忍不住，上前一步，追问道：“陈伯，您当年说的，头上有两个旋的孩子，多半是那两种命。您今天就告诉我们吧，到底……是哪两种命啊？”

陈瞎子沉默了半晌，仿佛在回忆着什么，又仿佛在为即将说出口的“天机”而叹息。

他缓缓地，竖起了两根枯瘦的手指，用一种近乎宿命般的、苍凉的语调，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头一种命，叫‘人上人’。”

“而这第二种命，也叫……‘人下人’。”

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愣住了。“人上人”和“人下人”？这不就是富贵和贫贱的区别吗？可石根和林墨现在明明都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怎么可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何来“人下人”之说？

石根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再次爆发出了一阵洪亮的、刺耳的大笑：“哈哈哈！陈瞎子，你真是老糊涂了！我们俩现在，一个是身家千万的大老板，一个是前途无量的政府大员，哪个不是‘人上人’？你这卦，不准，不准！”

陈瞎子听着他那充满了嘲讽的笑声，只是悲哀地、怜悯地，摇了摇头。他缓缓地，用一种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听到的、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让石根的笑声戛然而止、让林墨面如死灰、也让我毛骨悚然的、关于“两种命”的真正解释：

“不……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老朽说的‘人上人’，指的是……而那‘人下人’，指的是……”

06

“老朽说的‘人上人’，”陈瞎子那沙哑的声音，没有丝毫起伏，却像一把生锈的锥子，一寸寸钻进我们的耳朵里，瞬间压过了午后的蝉鸣和石根那得意的笑声，“指的是那种能够站在自己命运之上，掌控自己喜怒哀乐，活得明白、活得通透的人。”他虽然闭着眼，但我们都感觉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冷冷地审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而所谓的‘人下人’，”他顿了顿，嘴角甚至牵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悲悯的弧度，“指的，是那些看似站在了万人之上，实际上，却被自己的性格、欲望和恐惧所控制，成了它们奴隶的人。

他渴望更多的钱，因为他恐惧贫穷；他追求更大的官，因为他恐惧被支配；他享受别人的奉承，因为他恐惧被无视。

这样的人，不管他有多少钱，有多大官，他都不是自己的主人。

他，活在自己的心牢里，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活在无尽的争斗和焦虑里。他，就是‘人下人’。”

说完这段话，陈瞎子不再理会我们，只是重新闭上了他那双灰白色的眼睛，脸上的皱纹如同干涸的河床，仿佛陷入了永恒的沉寂。

周遭的空气彻底凝固了。石根和林墨，都呆立在原地，脸上的表情，精彩至极。

石根的笑声，早已消失。

那张因为酒精和得意而涨红的脸，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血色。他刚刚点燃的一根昂贵香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他却浑然不觉。

他那张浮肿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发自内心的恐惧。那恐惧仿佛一个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鬼魂，被陈瞎子一句话给叫了出来，让他看到了自己风光外表下的真正囚徒面目。

他一直以为自己在驾驭金钱，可那一瞬间他忽然感到，是那永不满足的赚钱欲望在抽打着他，让他夜不能寐，让他把胃喝坏，让他众叛亲离。

他不是主人，他是一头被蒙着眼睛拉磨的驴。

而一向以儒雅和沉稳自居的林墨，则下意识地推了推自己的金丝边眼镜，这个动作显得僵硬而徒劳。他的脸色变得比纸还要白，嘴唇微微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或许在陈瞎子的描述里，比石根看到了一个更精致、更隐蔽的牢笼——一个由知识、体面和过度的自尊心打造的牢笼。

他一直以为自己比粗鄙的石根要“高级”，要“通透”，却在这一刻惊觉，自己对他人评价的在意，对所谓“体面”的执着，对犯错的恐惧，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他鄙视石根的物欲，但自己又何尝不是被“清高”和“优越感”这些更虚无的东西捆绑着，同样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同样焦虑不堪。

他们不过是同一个牢里的两种囚犯。

那一天，我们不欢而散。没有人再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一个告别的眼神。

石根几乎是仓皇地掐灭了烟，起身就走，脚步带着一丝踉跄，仿佛身后有恶鬼追赶。林墨紧随其后，背影僵直得像一尊雕像，每一步都像在维持着即将破碎的体面。

陈瞎子的那番话，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进了他们两个人的心里，也扎进了我的心里。那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一种缓慢扩散的麻痹，一种让你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腐烂的无力。

我开始明白，陈瞎子当年说的“两种瓜”，根本不是指的富与贫，贵与贱。

他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状态，是两种被性格牢牢捆绑的、无法挣脱的宿命。一种是内心自由，无论贫富皆是主人；另一种是内心为奴，无论贵贱皆是囚徒。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三人心照不宣地断了联系。那天的谈话成了一个禁区，谁也不愿再提起。小镇的生活依旧，只是我偶尔会想起石根那张茫然恐惧的脸，和林墨那片刻的失魂落魄。那根“毒刺”在时间的冲刷下，仿佛已经被肌肉包裹，不再疼痛，却始终埋在最深处。

而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不幸地、精准地、残忍地，印证了陈瞎子当年的那个预言。

那次重逢后的第三年，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从深圳传来，震惊了整个小镇。

石根，出事了。他的商业帝国一夜之间崩塌，据说是陷入了更疯狂的资本豪赌，最终资金链断裂，欠下巨额债务。他没有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是被那永不满足的欲望彻底吞噬，最终，他真的成了欲望的奴隶，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的服装厂，因为长期偷税漏税，以及在生产中大量使用劣质布料，被人实名举报了。税务、工商、质检等部门联合调查，最终，他的工厂被查封，所有资产被冻结，还背上了天价的罚款。

这还不是最糟的。

在一次与讨要货款的供应商发生激烈冲突时，脾气火爆的石根，再次像年轻时一样，用拳头解决了问题。他失手，将对方打成了重伤。

最终，他因为故意伤害罪和偷税漏-税罪，数罪并罚，被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那个曾经开着大奔、戴着金表、在我们小镇上呼风唤雨的“人上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穿着囚服、剃着光头、彻底身败名裂的阶下囚。

我后来托人打听，才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原来，石根的成功，一直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胆子太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他性格太刚，得罪了太多的人，这次，就是被一个曾经的合作伙伴，在背后捅了致命一刀。

他赢在了性格，也最终，败在了性格。

他成了欲望的奴隶，最终，被欲望彻底吞噬。

而林墨呢？

他的结局，没有石根那么惨烈，却也同样的，令人唏嘘。

他的官运，依旧亨通。几年后，他被提拔为副厅长，成为了我们那个小镇上，有史以来走出去的、官位最高的人。

可他的身体，却垮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省立医院的特护病房里。他因为长期的工作压力、机关里复杂的人事斗争，和自己那思虑过重、凡事都追求完美的性格，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胃癌。

他躺在病床上，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脸上再也没有了当年那种温文尔雅的儒雅气度，只剩下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忧愁。

我们聊了很久。

他告诉我，他这一辈子，都活得太累了。他不敢行差踏错一步，不敢得罪任何一个领导，不敢放松任何一项工作。他每天都在焦虑、在权衡、在算计。他看似拥有一切，内心却无比空虚。

“阿明，”他拉着我的手，苦涩地笑着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真羡慕石根。他虽然进去了，但他活得痛快，活得像一团火。而我呢……我这一辈子，都像一个带着精致枷锁的囚徒，活在自己给自己画的牢笼里，也活在别人为我设定的期望里。我看似是‘人上人’，其实啊……我才是那个真正的‘人下人’。”

说完这番话没多久，林墨就去世了。

他赢得了全世界，却最终，输给了他自己。

08

又过了很多年，我也步入了中年。

再一次回老家时，我听说，陈瞎子已经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夜里，安详地去世了。

我独自一人，再次来到那个熟悉的石拱桥头。

桥，还是那座桥。榕树，也还是那棵榕树。只是桥下的流水，带走了太多的岁月，也带走了太多的人和事。

我站在桥上，看着潺潺的流水，回想起石根和林墨，那两个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命运，心中感慨万千。

我终于彻底明白了。

陈瞎子所说的“命”，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无法改变的宿命。

那所谓的“两个旋”，所谓的“骨相”，只不过是一个人性格最直观、最外在的一种体现罢了。

陈瞎子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看到的，不是虚无缥缥-缈的未来，而是深植于石根和林墨性格基因中，几乎无法被改变的“因”。

石根的性格，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所向披靡，但也容易伤人伤己，最终折断。

林墨的性格，如同一张被绷得太紧的弓弦，看似优雅有力，却时刻处在断裂的边缘，最终不堪重负。

有了这样的“因”，自然就会结出相应的“果”。

所谓的“准”，不过是陈瞎子用他一生的阅历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提前看到了这个必然的结局罢了。

或许，我们每个人，头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旋”。它们代表着我们与生俱来的、独特的性格。这性格，没有绝对的好与坏。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看清自己，是否能够与自己的性格和解，是否能够在那条早已铺设好的命运轨道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规避那些显而易见的礁石，去活出最好的、不留遗憾的自己。

想到这里，我释然了。

我对着桥头那棵老榕树，深深地鞠了一躬。仿佛陈瞎子，就还坐在那里，用他那双无所不见的“心眼”，悲悯地，看着这世间所有的人来人往，和那些早已注定，却又不甘于注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