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省长，后任辽宁省书记，自称是“农民的儿子”，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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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的一生，到了最后，只剩下一句最朴素的话。2000年头一过，戴苏理病重卧床，还能动笔时，颤颤巍巍地写下几句话留给后人。开头，不是什么官阶功业，而是“我是党员，我听党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为人民服务。”说老实话，这种大实话，写得很土，可在他那里却像见过太多苦日子的老人一句叮嘱，反而让人心口一紧。太多人大半辈子追名逐利，等到告别时一句真心话都找不出来。他把自己比作“农民的儿子”，一头扎进泥土，泥泞里夹着那一份骨子里的真诚。

再讲回戴苏理其人，很多年轻人其实不太认识他。要不是每年清明一到，还有些当年的河南老人会提起老书记的好，人影子都快埋在黄土里，只有故事跑得远。可一说起他跟农民的那点“攀扯”，不少信阳、南阳的老农都能拧出两三件他“蹲地里挑粪”“不肯吃人家一顿好饭”的事。贴心是真的贴心，就怕你觉得他高高在上。

他走进这条路，可不是天降大任、也没啥开场白。戴苏理最早叫戴登润，家里地不多、粮食不够，一个山西小村里的娃，谁家还没吃过糠咽菜？1936年，读书进了长冶四中（山西人讲“冶”字读音像“爷”），有一回赶集，正好摊上日本鬼子进山，被抓住校门口当众击毙了几个抗日志士。他站人群里抿着嘴没吱声，两天后就跟着同学们一头扎进“牺牲救国同盟会”，从书包里掏出家里攒下的小钱买条手巾，当成“红领巾”绑头上——这些情形，乡下人都能回忆起来。

到了长冶县委做事，年纪轻轻，官帽压得歪歪斜斜，但更要命的事情还在后头。1942年那会儿，日军“铁滚滚”似的扫荡，四处封村断粮。他穿着一双草鞋，磨出了血泡，走不了路。躲在阳城山里，正琢磨自己能不能挺过去。村头一户人家偷偷把他领进屋里，家里老大“会点医道”，砍了院里那俩香椿树上的老叶子帮他熬水泡脚。日子苦不说，稀稀拉拉的香椿芽切碎了拌盐，就是他那天的菜。一个小孩在旁边咽着口水盯着他的碗，戴苏理当真不忍心夹下去，筷子顿一顿，差点掉了泪。

后来每回提起这事，他自己都忍不住叹气：“靠的就是农民，不能亏待他们！”事情虽小，可是关节里的情分，什么大话都比不了。像农民一样胡乱穿着，时不时挎个饭盒坐在田埂边，别人笑他“戴书记看着一穷二白”，他倒觉得这样最好——他常讲，农民是底子，不懂他们就是断了根。

解放以后，形势大变，新中国想方设法从头来过，总要有人顶着压力去试。戴苏理30出头就调到南阳当书记。别人讲年轻，他偏偏把自己“泡”在村头巷口和农民掰手指头算账。河南那场大旱，“饿不死”的传说真假交杂，信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他顶着压力天天下来，一伙老乡硬是拉着他在炕头喝苞米汤，后来有人说：“你们书记在哪儿？原来就在我家破炕头上呆了一晚上！”回应那些年头的乱象，他就一个想法：“踏实点，该吃亏就吃，不能光报好消息恶心人。”落到实处，常常是吃一顿苞米糊糊，半夜钻进村公所开会。

记得在信阳蹲点那阵，有个据现在还活着的老人说，一年冬天戴苏理硬是带头给全村修蓄水池。那会工棚里只有些破被子，一群人挤着吃馒头，冻得直哆嗦，他就和谁都一样。四五年合着群众下大力气，才算把路子摸顺。

后来又说回改革开放，一眨眼他都过花甲了（60多岁），做了河南省委书记。每年春节，他都喜欢跑到农村给老百姓拜年，“书记来给俺拜年”成了当时村里最热闹的新闻。一次在新乡七里营，史来贺那个典型“土里土气”的村支书，穿着解放鞋出来迎他，两人哈哈一笑。“今后你们生活会越过越好”，这些鼓劲的话头，换个人说像应付交差，戴苏理说就是那么点实在劲。

史来贺说，自己进省里，一趟车还没到，戴苏理就提前候在门口，咣当一下推开门：“来贺！”那情分实打实，是干部和农民间最原生的友谊。他看重的从来不是指标数字，而是村里炊烟把人熏得眼睛发红的时候：生活真的有盼头了。

官做大了，人没有变。1981年，他本想着在河南省里再拼几年，不到一年又被调去辽宁。河南离不得他，老书记一走，不少熟悉他的乡下人掉了眼泪。他去辽宁也不松懈，挨家挨户地钻地头、下车间。俗得很，有时候带头说“不要接我，别搞什么排场”，吃面条也要按山西习惯加点醋。下雨天去满都户镇视察，不顾自己快七十了，在泥泞里亲自踩着鸡粪去看养殖户家，跟户主蹲炕头听行情。合作社那条鸡一条龙服务，他笑得特别开心——“你们过得好，我就过得高兴。”

到后期，辽宁搞“富帮穷”，他又请河南典型来拉经验，史来贺没想到老书记年纪那么大还折腾，每回都是捏着一双满是老茧的手，互相握着。有些县乡的人记得，那阵戴书记专门把“富村带穷村”的经验写成报告，挨村讲，实字打底，很少有喊口号的东西。

1995年那场大水，戴苏理年近80，人人都劝他别去了。他硬是拄着拐杖在水岸上没膝淌水，看着门窗漂走的房子，凑近孩子们一个个问寒问暖。满身泥水，灾民们忍不住掉眼泪，说“老书记，你回吧”。他回头跟人说，“这些孩子没吃没喝，咋能不管？”

晚年还有两年，他主张农民要提升精气神，搞起了农民书画研究会，“画自己生活的田园”，让乡下人也能提笔抹墨。请人来讲课，推荐合适人选，真真切切地推动这种事——没当成政绩，而是不愿意农民只穿着旧衣、埋头种地过一生。

2000年1月22日，戴苏理在沈阳悄悄走了。最后那句“我是农民的儿子”，其实不只是道别，更像是把一份责任埋进了泥土里。河南人、辽宁人至今还有老农提起：“那个写‘我是农民的儿子’的老书记，真是为咱操碎了心。”

都说人最终会变成他一生最牵挂的样子。戴苏理一辈子没离开农民，一句大白话，却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珍贵也最难得的事。我要是再多说两句怕是俗气了，不过，老戴这样的干部，咱们还常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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