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退休享受什么待遇？胡耀邦亲自发话，他一家人落户北京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大寨公社有个农民叫陈永贵，他可真是出了大名。先是被毛主席请去家里吃饭，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儿。后来呢，他又一路高升，当上了咱们国家的副总理。

从种田好手、农业背景出身的劳动模范，到管理国家大事、审阅文件的副总理，陈永贵确实碰上过不少难题和不习惯。当上副总理后，就算住在钓鱼台，陈永贵还是老想着“回农村去”，毛主席看他这么想，最后也答应让他不住在钓鱼台了。

陈永贵卸任之后，胡耀邦体恤他的实际情况，特地指示让他继续留在北京，还给他安排了相应等级的退休福利，确保他和家人生活无忧。

那么，陈永贵到底凭啥享受那些待遇？按照啥标准来的呢？考虑到他那时候有点“不一样”的处境，他晚年日子又是咋过的呢？

陈永贵可是实打实地为大家伙儿出了不少力。他一直在努力，为大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带来了不少实际的改变。无论是推动项目进展，还是解决各种问题，他都冲在前面，毫不含糊。他的付出，咱们可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陈永贵就是这样，用行动说话，默默地为大伙儿做贡献。

不考虑他之前当过副总理这事儿，胡耀邦给陈永贵晚年做的安排，主要是看他以前给国家出了不少力。

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人才。

1963年那会儿，山西不少地方都受灾了，特别是晋中那块儿的昔阳县大寨乡，简直是重灾区。

这一年，大寨在春天播种时就碰到了大水灾，紧接着又是刮大风、大旱、大水、冰雹，还有霜冻，这地啊，感觉就像被老天爷整得一点活气都没有了，跟荒地似的。老百姓的日子从没这么难过，生存都成了大问题。

不过，陈永贵在50年代初期，可是让大寨那“七沟八梁一面坡”从穷困变得富裕的大功臣。他就靠着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门道，带着大寨人一次次挺过各种天灾。不论是翻地、找别的种子、挖渠还是引沙，啥招儿都用上了，硬是让地里的庄稼在眼看活不下去的时候，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领头的大寨村，在山西多数地方都得靠国家救济粮度日那会儿，硬是把每亩地产量提到了704斤，年底时还给国家上交了24万斤余粮，自己村里还存下了30万斤的口粮。

结果，陈永贵变成了一段佳话，一个真真切切的庄稼汉创造出了“不挨饿”的奇迹。

那时候，这事儿可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赵树理，那位在山西挺有名的作家，听了陈永贵在山西省劳模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后，立马就窜到了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屋里头，一脸震惊地说：

陶书记，我碰见过好多农村里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也结识了不少有真本事的人，但直到今天，我才觉得大寨的那个陈永贵，那可真是个实打实的人才啊！

陶书记瞧着赵树理那副激动的模样，便开口安慰道：

到底有啥不同呢？

赵树理讲道：

你说他讲话时，虽然没直接说出“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但整个演讲都围绕着那思想在转。他虽然读书不多，哲学名词更是很少提，可他说的话里全是辩证法的味道，教大家怎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赚钱。这家伙口才真好，而且不只是说说而已，干起活来也是一把好手。我觉得，他可真是个厉害角色！

可能是因为这话挺有分量，陶鲁茄在经过一番深入调研和资料准备后，1964年3月28日那天，他和河北省委的一把手林铁一块，在毛主席乘坐的南下火车上，给主席汇报了大寨的情况。

毛主席那会儿直接让陶鲁茄写“陈永贵”这三个字，然后问他：

这个人会不会看书认字呀？

陈鲁茄回答道：

陈永贵43岁那年开始学文化，现在50岁了，看报纸挺轻松的。

那年12月份，陈永贵去了北京，参加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等会议都弄完了，周总理喊住了陈永贵，跟他说：

是毛泽东主席让我通知你的，今天是他老人家生日，他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要请大家吃顿饭。

他嘻嘻哈哈地说着逗乐的话：

这次你可真是走运了，就连主席家的孩子都很难碰到这么好的机会呢！

生日派对总共摆了三桌，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餐厅。陈永贵那会儿心里既感动又有点不自在。毛主席首先上前，跟他使劲握了握手。

永贵，真不错呀！

接着在用餐过程中，我好几次叫他，跟他说话：

永贵正在用餐，他特别推荐这道菜，说它真的很美味……

结果是这样的，到了第二天，各大首都的报纸上都刊登了毛主席和陈永贵两人紧紧抓着手的图片。

1967年五一那天，毛主席在阅兵场上再次碰到了陈永贵，他赶紧走上前去，拉着陈永贵的手，亲切地问他：“永贵，你最近咋样啊？挺好的吧？”

后来那几天，“永贵好”这三个大字成了众多报纸的焦点，被特别加粗加红印在了报头的显眼位置，作为宣传口号。

后来，在山西老百姓到北京的一片叫好声中，陈永贵从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开始，一步步升到了昔阳县委书记，接着又做了地委书记，再往上就成了省委的干部。到了1969年4月，他甚至还被选为了中央委员会委员。

到了1974年8月份，因为陈永贵在中央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他接到了新的调动通知，搬去了钓鱼台居住。

从那以后，他工作上的重点变成了管理农业，生活上也告别了公社书记的身份。他被安排到了一个叫三号楼的地方，那里有七个人专门为他服务，包括三名服务员、一个司机、一个警卫、一个工作秘书，还有一个做饭的师傅。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面领导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周总理还特别提出，想让陈永贵把户口迁到北京来，不过陈永贵本人并不乐意这么做。

他表示，得自己先做个表率，树个好样子，还会继续在大寨挣工分。

到了1975年1月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做出了决定，让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不过呢，陈永贵还是坚持不迁户口，也不肯拿国家的薪水，收入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工作上的职责多了不少。

陈永贵在中央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来干：把大寨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让各个地方都能实实在在学到大寨的精神和方法，把自个儿也变成“新大寨”。

不过，陈永贵确实有点儿不习惯，他心里老琢磨着哪天能回老家，带着大伙儿继续种地。他总觉得，钓鱼台这块地方，好像不太适合他大展拳脚。

为了这事儿，他费了不少脑筋，琢磨着怎么跟毛主席说，压根儿就没料到，等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后，还能有机会去做那些他最喜欢的事情。

确实，钓鱼台那地方根本没法钓鱼。

在钓鱼台做事的陈永贵，起初压根儿没想过要把户口迁到北京。他心里老挂念着大寨，总梦想着哪天能回去，和心心念念的家人一同安享晚年。

为了这事儿，陈永贵琢磨了好久，最后打定主意，要亲自给毛主席送上“心里话”，把自个儿的体会和念头写下来。

1975年5月头上，毛主席接到了陈永贵的报告。一看之下，发现这位心里装着农田、总惦记着土地的副总理，居然给他琢磨出了一套“别样的工作法子”。

我打算把时间分成三块来用，一块时间留在昔阳专心搞农业，这算“蹲点实干”；另一块时间呢，就全国各地跑，下乡调研，这算是“全面铺开”；最后那块时间，我就留在北京，专心批阅文件，处理农业方面的各种建议和做决定。

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破例点头同意了陈永贵自己琢磨出来的那个“三分法”。

5月3号那天，毛主席把一份写有内容的批示递给了陈永贵，批示上是这么说的：

赞同，钓鱼台并非处处有鱼可钓。

陈永贵简直是乐开了花。有了主席的点头，他终于在8月中旬如愿以偿，离开了那个“文件堆成山，庄稼影子都见不着”的钓鱼台。

后来，他搬到了北京交道口的一个胡同居住。新家是个有小院子的地方，分内外两院。按照安排，警卫员被安排在外院住，而陈永贵和秘书他们几个，就住在里面的院子。

到了这儿，陈永贵的日子有了新转机。他以前收入有三块，一块是大寨大队按他干的活儿算的工钱，每天能拿1块5；还有一块是他在山西省里兼职的补贴，每个月能领100元；最后一块是国务院给的补助，每月有36元进账。

以前，陈永贵靠着那136块钱和挣的工分过日子，由于邻里间住得近，经常互相请客，所以生活挺节省。但现在手头宽裕了不少，他就琢磨着买了4棵苹果树苗，还有2棵梨树苗，另外还有些葡萄藤之类的，把它们分开种在了自家的小院子里。

有段时间，陈永贵被安排去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还有费尔巴哈的理论。每次学习，他都感觉认字特别费劲。再加上之前还得批改一大堆文件，可他认识的字就那么一千多，能写出来的更是只有五百来个。所以，每次看到那些字，他都感觉模棱两可，头疼得要命。

比如说，有时候碰到“待”这个字想不起来怎么写，要是被人催得紧了，没办法只能找秘书帮忙。秘书这时候就会跟他说：

宾馆、前台这些地方都会用到那个字。

陈永贵突然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地说：

哎，怪不得这个字我看着这么熟，原来咱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现在这些报告啥的少多了，陈永贵能把更多心思放在他最拿手的农业上，心里头自然是乐开了花。

陈永贵时不时会提起，想让警卫员、秘书这些人跟他回老家去帮忙种田。在中南海，不少领导都有个习惯，那就是下午和晚上才忙着办公，看文件和想事情。所以，陈永贵老觉得上午的时间就这么空耗了，挺可惜的。

那时候，有件事让陈永贵特别不爽。就是他老家有些人，自作主张，为了他在北京的工作，背着他给他老婆孩子把户口给迁了，都快弄完了才跟他说。

陈永贵没想到会那么生气，他当场就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喊了起来：

到底是谁给的权限这么做，赶紧给我迁回原处！

陈永贵的老婆和孩子呢，还是跟以前一样，在大寨的地里忙活，靠干活赚工分，这种情况没咋变，一直拖到了1982年。

到了老年，他们全家都搬到了北京居住。

到了1980年，在全国人大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陈永贵主动提出要卸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这样一来，他到底走还是留，就成了大家的新话题。

那时候，陈永贵按照上面的指示，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外的一栋楼，住在12楼的一套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的公寓里。之后呢，陈永贵的其他工作也慢慢都没有了。一直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会以后，他就不再有任何职位了。

中央领导让陈永贵先等着安排工作，后来，胡耀邦自己站出来说：

陈永贵现在年纪大了，再让他回山西工作不太合适。咱们可以参照国家行政里的13级待遇标准，也就是高层干部里最低的那一档，给他发退休工资。

另外，按照规定，把陈永贵的户口转到了北京，还把他家里人也都接了过来。之前给陈永贵配的车、司机、警卫还有做饭的，这些都继续留着，好让他晚年生活有个依靠。

这一年，陈永贵已经68岁了，他在中央待了十多年。

退休之后的陈永贵，1983年时觉得自己在家闲得慌，于是向上级递交了申请，说想为基层出点力，做点事情。

后来，上面安排他到北京东边的农场工作，还是当生产方面的指导老师。

后来，陈永贵每次去农场，都会叫上之前在他当副总理时就给他开车的汤占兴，让他开着那辆“伏尔加”小车，一起去农场瞧瞧庄稼长得咋样。

农场的人都会喊陈永贵为“老陈”或者“永贵兄”，他和大家一块儿下地劳作，时不时还一块儿喝两杯。

这些经历让陈永贵时不时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些日子。

陈永贵特别钟爱昔阳那边特有的小米面做的糊汤，就爱搭配着咸菜块一起吃。有记者到他家去探访，好几次碰见他都在吃这老一套的饭菜。

不在农场忙活的时候，陈永贵不太愿意开车，他更喜欢亲自拎着菜篮子，到那个国营菜市场逛逛。

有次他逛到一家蔬菜店，店员一眼就认出了他，赶紧把经理叫了过来。经理过来后，跟他聊得热火朝天。聊着聊着，两人开始喝茶，这时经理非要送他一篮子刚摘的新鲜蔬菜。陈永贵赶紧摆手拒绝：

我这辈子从没白占过别人的便宜，现在退休在家，居然还有人送我新鲜蔬菜，这已经让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了。可不能再这样了，真的不好意思。

他扔下钱就赶紧拎起菜跑了出去，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敢踏进那家店半步。

但陈永贵爱和老百姓拉家常的爱好一直都没变。他老是在外出的空当找各行各业的人闲聊，要是有人认出他，他就咧嘴一笑，说道：

我骨子里就是个庄稼汉，这辈子，最让我舒坦的还是耕地种田。

1986年春天，过完春节没多久，72岁的陈永贵就被中央安排到北京医院北楼，住进了专门给高级干部准备的病房。

他晓得自己得了癌症，时日无多了，所以在还能动弹的日子里，就老爱往以前常去的农场、市场、还有那些街巷逛逛。

好多人仍旧乐呵呵地跟他问好，但只有陈永贵心里明白，这次是他来做的最后一次“露面”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头人物陆续到医院探望，还有在山西共事过的各级同仁，包括农场的伙伴们也都纷纷来医院看望他。

陈永贵心里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不过他也没啥大不了的遗憾。

这年的3月份，陈永贵在北京的医院里离世了。

结束的部分

陈永贵，以前是个大权在握的风云人物，他这辈子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从他离世到现在，好多年了，他还是在山西甚至全国被当作农业方面的典范，这事儿没啥好争议的。

《人生多彩——百位华人半个世纪的故事》第八册“雾里看花”，主编是吟风，出版于1999年。

《八宝山那些事儿3》，是何虎生写的一本书，出版于2002年。

《陈永贵成为普通百姓的那些日子》，《百姓故事》，由陈大斌讲述，2009年陈永贵，他不再是往日的那个大人物，转而过上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这篇文章就来自《百姓故事》，由陈大斌所写，时间定格在2009年。文中描绘了陈永贵身份转变后的点点滴滴。他褪去了身上的光环，融入了普通大众之中，过起了简单朴素的日子。那些曾经的风光与辉煌，似乎都随着他的身份变化而烟消云散。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朴实与真诚，用心感受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聊聊毛泽东和陈永贵”这篇文章出自《党史小故事》，由段存章和王占禹两位老师撰写，发表于2013年。说的是毛泽东和陈永贵之间的故事。咱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而陈永贵呢，也是个了不起的农民领袖。文章里讲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挺有意思的。毛泽东特别看重陈永贵，觉得他是个实干家，有头脑，能为老百姓办事。陈永贵呢，也特别尊敬毛泽东，觉得他是自己的指明灯，给自己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们两人见面时，总是聊得很投机。毛泽东会询问陈永贵农村的情况，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陈永贵呢，也会把自己在农村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如实向毛泽东汇报。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就是讲了毛泽东和陈永贵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他们共同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读起来挺让人感动的，也让人更加了解了这两位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