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太猖狂了！”崔丽丽回应被性侵后没立即报警：已无生物证据，一度犹豫绝望

十大品牌 2025年09月24日 04:39 4 cc

9月23日，全国首例因“性侵工伤认定”案中的劳动争议案，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开庭。

就在开庭前两天，当事人崔丽丽与丈夫张毅（化名）接受了潮新闻独家专访。

面对镜头，他们坦诚地讲述了这场始于职场性侵的创伤，对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深远影响，也回顾了两人如何在这场几乎吞噬一切的泥潭中，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的历程。

为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崔丽丽与丈夫的叙述与情感，本文以问答形式记录他们的心声。

崔丽丽和丈夫接受潮新闻记者专访潮新闻记者于诗奇摄

记者：能否回忆一下事发经过？您是如何发现自己可能遭受侵害的？

崔丽丽：我是2023年9月18日出差到杭州，22日晚上晚宴，23日凌晨出的事。那天晚上我和客户吃饭，也喝了酒，但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在他（公司领导王某）的房间，什么都记不清。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因为我房门打不开，为了照顾我才把我带回他房间。我当时虽然疑惑，但还是选择相信他。直到同年10月3日，我独自去杭州调监控，才发现他经过我的房间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犹豫和停留，直接就把我抱到了他的房间门口。我就找当时给我们开门的保安了解情况，保安告诉我，是他让保安直接打开了他的房门，根本没有让保安打开我的房门。然后保安又告诉我说，前台小妹用对讲机告诉他说，崔小姐住在357，你让她的老板把她放回357，然后保安告诉王某，但王某说不用，他就狠狠把房门踹上了。

之后，前台小妹就一直盯着走廊监控看，他觉得可能很快我就能从房间走出来，结果她说她盯了几分钟，看我依然没有出来，就很着急。她给王某那个房间打了座机，让王某把我放回去，并说如果你搬不动崔小姐，我让保安再过去帮你，你们两个把她放回去，他说不用，就把电话挂断了。

到这里，前台还不放弃，她又派保安去敲门，但是敲了几次，没有任何动静。所以前台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脑海里一下子就想起了，他一个手按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说，丽丽，你不要说话。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即报警？有哪些顾虑？

崔丽丽：我第一反应是懵的，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担心报警之后，别人会怎么看我？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职业生涯会不会就此结束？这个行业我还能不能待下去？我39岁了，不是刚毕业的小姑娘，我有一份做了十几年的工作，有家庭有孩子，我真的不敢轻易报警。

而且当时我有非常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全都是碎片化的记忆，而且那些记忆都不知道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但会一遍一遍去回想，让自己去感受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绝望和受伤。

正因为当时是懵的，所以过了几天，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生物证据了，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能不能报警，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张毅：我坚持要报警。我觉得不管发生没发生，他这种行为就是欺负人。但我理解她的顾虑，她怕失去工作、怕被人指指点点、怕家庭受影响。这些现实问题，我们都不能回避。但如今回想，应该事情发生当下就立即要报警。

记者：是什么最终促使你们决定报警？

崔丽丽：是我自己去杭州查监控、问前台、问保安之后，才发现他从一开始就在撒谎。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他为什么要撒谎？再加上酒店告诉我，他还威胁酒店，说他们配合我调监控是侵犯他隐私，要告酒店。那一刻我真的怒了，我觉得他太猖狂了，我必须报警。

张毅：我看完她录下来的监控片段，也非常生气。我说我们必须报警，不能再犹豫。很多事情你不报警，就永远没有真相。

记者：报警之后，警方处理得顺利吗？

崔丽丽、张毅：非常顺利。杭州警方出警很快，处理也很专业。他们很快传唤了证人、调取了监控、固定了证据。从报警到刑拘、批捕、起诉，再到最后判决，整个过程不到6个月。我们真的很感谢杭州警方、检察院和法院，他们非常人性化，也很负责任。

记者：刑事判决结果是4年，你们觉得这个结果如何？

张毅：不管判4年还是10年，对我们来说，只要他进去了，就说明法律认定他是有罪的。我们不在乎刑期长短，我们在乎的是他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崔丽丽：对我来说，判决的意义在于——我不是他口中的“勾引他”，我不是“敲诈勒索”，我是受害者。法律还了我一个清白。

崔丽丽和丈夫在开庭前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潮新闻记者于诗奇摄

记者：事发后，您所在的公司是如何反应的？

崔丽丽：他们（所在公司）不仅没有支持我，反而在我报警后，以“旷工”为由把我开除了。说我“严重违反公司制度”。我在去工伤申报的路上，他们约我见面，当面给了我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是一种二次伤害。

我们找过妇联、工会、工商局、税务局、劳动监察大队，但没有一个部门能管，或者说没有相关部门可以约束它（企业），除非你自己走法律途径。

张毅：违法成本太低了，没有相关法律去约束企业，没有完善的保护机制，才导致企业如此有恃无恐。

记者：您后来申请了工伤认定，这个过程困难吗？

崔丽丽：我们准备了200多页的材料，包括刑事判决书、出差记录、工作聊天记录、医疗证明等等。我们去申请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没底，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先例。

张毅：但我们很幸运，遇到了非常负责任的人社局和法院。他们并没有因为“醉酒”就简单驳回，而是认定：醉酒不是导致侵害发生的根本原因，侵害是加害人直接行为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认定。

记者：这件事对您的身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崔丽丽：我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直在接受治疗。我会做噩梦、情绪崩溃、躯体化症状非常严重——头疼、心脏疼、嗓子堵、手抖。我现在不敢一个人住酒店，不敢回杭州，甚至听到“杭州”两个字都会应激。

我每天凌晨三四点就会醒，再也睡不着。我要靠药物和咖啡才能维持白天的状态。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打乱了。

记者：这件事对你们的家庭和夫妻关系带来了什么变化？

崔丽丽：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超越夫妻了，我经常这样想，我们是战友，他常在车上攥着我的手说“加油”。这是他最经常给我打气的方式。他也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没有他，我可能撑不到今天。他虽然说话直，但每次我崩溃的时候，都是他把我拉回来。我们现在很少像以前那样出去玩、看电影、吃饭，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

张毅：我们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维权和治疗上，生活早就没有了以前的轻松和快乐。但我更多是心疼她，也支持她。

记者：您为什么最终选择站出来发声？

崔丽丽：一开始是为了维权，后来是想告诉更多像我一样的女性：不要有耻感，该羞耻的是施暴者，不是我们，我们可以勇敢地报警、维权、走出来。同时我也想推动相关法律和保障的进步。

张毅：我也决定站出来，是因为我不想让她一个人面对这些污言秽语和网络暴力。有什么事，冲我来。我也想告诉那些同样遭遇的家庭：家人应该站在受害者这一边，而不是责怪她、抛弃她。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崔丽丽：我先要治病，让身体和心理都慢慢恢复。心理医生说我自己本身能量就不足，每天都在透支。但同时我要继续维权，把该拿回来的尊严和权益都拿回来。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重新回到职场，重新找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

张毅：我们现在不考虑那么远，先打赢眼前的官司。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还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等真正所有事情都结束了，我打算带着丽丽全国自驾走一走，看看好山好水，散散心。

记者：您想对其他有类似遭遇的女性说什么？

崔丽丽：我想告诉她们：不要自责，不要内耗，你不是错的的一方。第一时间报警，保留所有证据，寻求法律和心理援助。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一起。而且要慢慢放下羞耻，我们所遭遇的不羞耻，也不丢人，我现在认为这是一种耻辱，而有耻辱才会转化成愤怒的力量进而去维权。

姐妹们，羞耻感和耻辱感是不一样的，羞耻感更多的是内耗、自责；耻辱感是停止内耗，指责他人是别人带给我的耻辱。

张毅：真正的家人，不会因为你受害而离开你，只会更坚定地站在你身边。我只是做了作为丈夫应该做的。

记者：你如何理解“女子的贞洁不在罗裙之下”这句话？

崔丽丽：其实我高中时有个外号叫“斯嘉丽”，和《飘》里的角色同名。那时候我个性比较鲜明，同学们就这样叫我，虽然我并没真正读过那本书。直到去年夏天，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在旅行途中遭遇侵害的新闻，内心受到很大冲击。那时我刚经历这件事不久，就做了一期视频鼓励大家，标题是“女子的贞洁不在罗裙之下，在于她的坚韧、她的智慧、她的力量”。

部分男性或许认为，女性的贞洁存在于身体某个部位，但我从不这样想。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王某侮辱的只是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和精神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韧和强大——这本身就是一种纯洁、一种高贵。我的意志更加坚定，我更清楚自己要什么，该尊重的是自己的内心和良知。

这就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我也想对所有姐妹说，当你真正从内心觉醒和顿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随意欺侮你、践踏你。我们要放下羞耻感，不必背负耻感，勇敢地为自己维权、去抗争、去战斗。无论遇到怎样的不公，或者生活多么艰难，都要有勇气去争取、去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