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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歌里的一段爵士乐小史

十大品牌 2025年11月02日 06:35 3 cc

说起描写爵士乐的英国诗歌,就不得不提奥登(W. H. Auden)的《葬礼蓝调》(“Funeral Blues”)。这首诗写于1936年,尽管不是奥登的代表作,却因为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而家喻户晓。电影里,在加雷斯的葬礼上,恋人约翰诵读了这首诗: “让钟表停下,拔掉电话,/扔一根棒子骨,堵住狗的嘴,/不要弹钢琴,请敲响沉闷的鼓/抬出棺材来吧,让哀悼者跟着走。” 除此之外,奥登在他主编的1938年《牛津轻体诗歌集》(Oxford Book of Light Verse)中收录了几首灵歌、黑人劳动歌曲和酒吧歌曲,这就是奥登与爵士乐的全部故事了。

早在奥登之前,T. S.艾略特就在《荒原》里写过爵士乐。第二章《对弈》中有一对上流社会的夫妇。神经质的妻子疑神疑鬼,丈夫以沉默和幻想逃避着问题,他说:“可是/噢噢噢噢这莎士比希亚式的爵士音乐——/它是这样文静/这样聪明。”(赵萝蕤译)“莎士比希亚式的”(Shakespeherien)是“莎士比亚的”一词的变形,可能是在模仿爵士乐拖长音演奏的方式,而“爵士音乐”(Rag)指的是“拉格泰姆音乐”。1919年,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来到英国,随后他们的曲子开始在英国舞曲乐队中流行,如《在爵士乐队舞会上》(“At the Jazz Band Ball”)《蓝调中的蓝》(“Bluin’ the Blues”)《单簧管橘子酱》(“Clarinette Marmalade”)以及《老虎拉格》(“Tiger Rag”),舞曲乐队是被酒店和饭店雇来娱乐客人的乐队。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人来说,爵士乐就是拉格泰姆,它与喝酒、抽烟等堕落行为密不可分,艾略特对爵士乐的了解也就是这些。

英国诗歌里的一段爵士乐小史

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在爵士乐队舞会上》(“At the Jazz Band Ball”)演出海报,1928年

《荒原》出版的1922年,英国作家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才出生,你也许听说过这位“愤怒的青年”,却不一定知道他还是位爵士乐迷。1971年,埃米斯写了一首诗《再见布鲁斯》(“Farewell Blues”),标题取自1923年的一首爵士乐。在第一个诗节中,我们读到对爵士乐队的描写:

小手鼓、西塔琴、大提琴、长笛、电子钢琴、贝斯,

排练、研究小组、工作室、组合乐队、公立音乐学校,

平方根、焦点、粗野、失真、电压、讨厌的喧嚣,而路易斯· 阿姆斯特朗和米尔德丽德·贝利,沃尔特·佩奇和西德尼·卡特利特,

现在都躺进了不伦瑞克教堂的墓地。

英国诗歌里的一段爵士乐小史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右二)参演的电影《艳曲迷魂》剧照,1948年(视觉中国 供图)

我们发现,乐队的成员上过音乐学院,有专门的工作室,通晓艺术理论,对待演出一丝不苟。乐队不仅有传统的爵士乐器,还有古典乐常用的大提琴和长笛。他们精通电子音响,演奏的音乐吵闹无比。而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叙述者告诉我们,是在传统的爵士乐大师都去世以后——阿姆斯特朗死于1971年,其他人死得更早,不伦瑞克(Brunswick)是阿姆斯特朗签约过的唱片公司之一。也就是说,这首诗讲的是爵士乐的新旧交替。在接下来的第二个诗节,叙述者为我们描写乐队的音乐风格:

小号无精打采,鼓声令人意外,萨克斯要么呻吟要么声嘶力竭,

无调的音乐不分小节,穷人的布列兹随意即兴,

脱离情感、理性和智力的制约,

与此同时,马格西·斯帕尼尔和弗洛伊德·奥布莱恩、斯特林·博斯和亨利·艾伦正躺在迪卡教堂的墓地。

对现代爵士乐感到失望,叙述者怀念起黄金时代:

令人激动而感叹的音乐如今都已逝去,

简单的快乐和伤感曾弥漫空气,那种震撼;

取而代之的音乐无人问津,但层出不穷,

而科尔曼·霍金斯和约翰尼·霍奇斯、贝茜·史密斯和皮·威·拉塞尔

都进了欧科教堂的墓地。

与第一个诗节的不伦瑞克一样,迪卡(Decca)和欧科(Okeh)当年也发行过不少经典的爵士乐唱片。这首诗所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现代爵士乐的兴起。年轻的一代意识到爵士乐的局限——和声结构过于简单,旋律显得矫揉造作,打击乐节奏沉闷。除了自身原因,爵士乐还面临别的危机:白人为追求商业利润组成的乐队“偷走”黑人的音乐,生活中到处是二流的作品和表演。在强烈的种族责任感的驱使下,一些黑人音乐家甚至对阿姆斯特朗感到不满,认为他的台风和性格不符合“汤姆叔叔”的人设,有讨好白人观众的嫌疑。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博普舞曲开始大行其道,这种新的爵士乐旋律刚硬,演奏困难,和声怪异,无人能够模仿。音乐家们为胜利沾沾自喜,他们以捍卫黑人艺术的名义不断增加演奏难度,对白人乐队和乐迷不屑一顾。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是埃米斯在牛津大学时的好友,他在随笔集《关于爵士乐的一切》(All What Jazz)里写道:“这种音乐听起来不再悦耳,不是一种享受,失去了与舞蹈和歌唱的关联,那才是音乐真正的核心。”拉金发现,现代爵士乐正在试图变得“体面”,学术书籍以之作为研究对象,开设专门讲解爵士乐的成人教育课程,甚至进入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在拉金看来,现代爵士乐越来越晦涩难懂,非专业人士被拒之门外,与毕加索的立体画派以及庞德的现代派诗歌无异。拉金为这种现代爵士乐找了一个代表人物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这三位名字以P开头的艺术家代表着一种精英阶层的艺术。他不无讽刺地说:“在帕克之后,要听懂我们时代最好的爵士乐,你首先必须是一位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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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帕克,摄于1940年,在拉金看来,现代爵士乐越来越晦涩难懂,帕克就是拉金为这种现代爵士乐找的代表人物

拉金和埃米斯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那时英国青年看来,即兴演出为主的爵士乐代表天然、自由和叛逆,也因而与正统的古典音乐格格不入。在写于1954年的《为西德尼·贝谢所作》(“For Sidney Bechet”)中,拉金不仅致敬爵士钢琴家贝谢,还借机批判了一把古典乐。贝谢是拉金最为推崇的音乐家,他说:“爵士乐圈儿里完美的事儿不多,但贝谢演奏的蓝调应该算是一种。”贝谢在1944年录制的专辑《蓝色地平线》(Blue Horizon)曾被拉金列入1961年的四张年度唱片,1985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的拉金的葬礼上,人们听到了那首与专辑同名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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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尼·贝谢,摄于1954年,贝谢是拉金最为推崇的音乐家

拉金在诗里写道,“从你手中奏出的音乐,越来越细逐渐升高,颤抖着/像水面映出的新奥尔良城/为众人唤出一种恰到好处的错觉。”这几行是说,贝谢用他擅长的颤音,为英国乐迷呈现出新奥尔良的风景。作为爵士乐的诞生地,新奥尔良是英国乐迷心中的浪漫之都。新奥尔良又被称为“新月城”,所以诗人写道:“你的音乐洒落在我身上,像他们所说的爱,/像一声响亮的喝彩。那是我的新月城/在那儿,你的语言自行传达意义,/人们回应你,仿佛那是天然的善,/驱散正统音乐的叹息与伤感。”

英国诗人罗伊·费希尔(Roy Fisher)出生于1930年,也是一位爵士乐迷。与埃米斯和拉金不同的是,他有演奏爵士乐的一手经验。费希尔在青少年时期接触到爵士乐,并开始自学钢琴,经常和当地的爵士乐队合作演出。除此之外,费希尔还热爱现代主义艺术,也受到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他对爵士乐的审美和理解也因此更客观全面。在费希尔看来,爵士乐的即兴与现代主义绘画的晦涩难懂如出一辙,他以一副毕加索的拼贴油画《三个音乐家》(Three Musicians)来说明这个问题。费希尔家中的这幅油画,尽管只是一副仿制品,却给他带来了不少启示。画上有一个(戴面具、穿有钻石图案的戏服的)哈乐奎小丑、一个穿白衣戴尖帽涂白脸的丑角人物和一个僧侣,他们分别代表毕加索、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埃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和诗人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他们都是毕加索的好友。阿波利埃尔1918年死于西班牙流感,雅各布进了修道院(当起了僧侣)。这幅画让人起疑:他们是哪门子的音乐家?费希尔用自己在爵士乐队的经历解答这个问题。他说:

我的生计有一半来自参加爵士乐队的现场演出,(常常遇到的突发状况),比如(人们会问),“今天谁负责贝斯?”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参与演出的贝斯手其实是手风琴演奏家,或六角形手风琴演奏家,他像拉手风琴那样弹贝斯,你想象一下,但你又能怎样?你走上舞台,试图说服人们不要为此发脾气,还得让他们付钱给你。我爱死了(这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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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拼贴画《三个音乐家》,1921年

乔·沙利文(Joe Sullivan)是费希尔最喜欢的美国爵士钢琴家,一个爱尔兰移民,《关于乔·沙利文的那些事》(“The Thing about Joe Sullivan”)被认为是写爵士乐的诗歌中最精彩的作品。在这首诗里,费希尔描写沙利文精湛的钢琴技巧,他效仿跨步钢琴的先驱詹姆斯·P.约翰逊,“或漫步,或跨越/手指留下的鸿沟”,以探索音乐的未知。传统的演奏方式在他手中“犯错,融合,/不露痕迹地发生变化”,他“以假象蒙骗,指尖匆忙,/那种让人喝彩的段落——”,艺术家似乎被灵感附体,“身体僵硬,表现,/大声叫嚷,潜逃,不但/静待其前来,也目送其离开”,诗人以钢琴家知音的身份告诉我们,这样“快速而反常/的音乐,来自寻常情感/与时间的撞击/只要足够热烈”。拒绝像埃米斯和拉金那样沉浸在感伤当中,费希尔认为艺术需要经过时间的淬炼,艺术需要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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