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聚餐时领导羞辱我，让我捡起地上的钱，我马上拨通电话：爸

我叫许行，二十九岁，橘谷科技增长组，杭州滨江那边的玻璃楼里上班。

那天聚餐在一个老派川味馆子，墙上贴着褪色的“巴适”两个字，红辣椒随便扔在盘子里，看起来像场面。

罗劲坐在主位，他不笑的时候就像门口那尊铜牛，压着一桌人的呼吸。

我是被他点到的，名义上是表扬本月数据转化涨了四个百分点，实质上无非当着一桌人给他铺台阶，让他继续发言。

我心里有数，这套路每次都一样：先拿你上台，再看看你掉不掉下去。

结果他真的从皮夹里抽了一张一百，像给小孩奖励糖一样，啪地一声扔在地上。

“许行，捡起，拿着，别跟我讲什么虚的。”他说，手指不动，眼皮不动，声音像冰水。

桌子上刚上来的毛血旺还冒着气，里面的鸭血翻了一下，像在提醒我别冲动。

我看着那张钱扎在地砖缝的影子，一瞬间脑袋空了，耳朵嗡嗡的，旁边肖潇把筷子卡在盘子里，半天没落下去。

有人笑，笑很轻，像忍不住又要憋住，生怕被他看见。

我的心从嗓子眼掉到胃里，又从胃里往上撞。

我把杯子朝前推了半寸，手指还在抖。

我掏出手机，屏幕亮一点再亮一点，手汗糊了一层。

我拨通电话，联系人列表里爸爸是顶着那张旧照片，用诺基亚拍的，糊成一团。

电话一响，他就接了，没前奏，“行儿？”

我开免提，把手机倒扣在桌子上。

“爸。”我把这个字吐出去的时候，喉咙像被辣椒籽刮了一下。

罗劲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又看我，“嗯？”

我没理他，我对着电话说，“我们在聚餐，有个事。”

电话那头传来锅盖碰在灶台上的声音，响一下又安静，“说。”

“有人让我捡钱。”我尽量把句子说直，“地上。”

空气明显往里收了一口。

父亲的呼吸停了半拍，又恢复过来，“那钱不是你的。”

“不是。”我说，手指在桌布的边缝摩挲。

“那你是人。”他慢慢地说，声音一点一点压低，“你是我儿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面前的毛血旺的油泡破了，啪一声，小泡沫再也不冒。

我觉得眼睛有点酸，莫名其妙。

罗劲微微笑，像在看一场剧，玩笑已经说出去，他等着看你怎么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父亲说，“你把手机揣起来。”

我照做，把手机塞进上衣口袋，贴着心脏的地方。

“抬头。”他说。

我仰起脸，看着罗劲的眼睛。

他还是那样，像雕刻出来的，整个人往后靠在椅背上，手指轻敲着桌面，耐心看我开口。

“问他一句，钱是奖励还是玩笑。”父亲说，“慢一点，说清楚。”

我就真的慢下来，“罗总，这钱是奖励还是玩笑？”

他眨了一下眼，像被辣到，“奖励嘛，兄弟，搞不搞笑听你。”

我咽了一下，舌头顶到上颚，“那我把它递给你，不拿，也不捡。”

桌子另一侧王姐抬了一下眉毛，把水递过来，“喝口。”

我推开水，站起来，绕过椅子，把那张纸币从地砖上捏起来。

我没低太多头，我知道自己脖子上那条筋正出着汗，衣领贴着背。

我把钱放到桌面上，平平地按住，推回他面前，“数据是团队做的。”

我停了一秒，“我的脸是我自己的。”

罗劲看着我的手指，笑了一下，眼角细纹往外开，“行啊，许行。”

他把钱夹回皮夹，动作顺畅得像他练过很多次往回收场。

他看了看大家，“来，继续吃。”

我坐回去，整个桌子像被重新打开开关，筷子碰碗，笑声回来了，油花继续冒。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发热，父亲没有挂电话，我听到他把锅里的汤关火，把勺子叮叮地放回篮子里。

“我去门口站一会儿。”父亲说，“你放心吃，吃完你回家，或者去公司也行。”

“干嘛？”我问。

“站一会儿。”他没解释，跟他一贯的风格一样，简单，“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我呼吸缓了一点，“好。”

我关了免提，把手机拿出来放桌面，屏幕黑了。

旁边的肖潇凑过来，小声，“你胆子确实大。”

我笑了一下，又没笑出来。

米粒在斜对面憋了一路，终于低声说，“刚刚我以为你要捡。”

“我也以为。”我说，实话。

我其实站起来的时候那一刻，脑子里有两条路，捡了，安稳地继续坐下，笑到后面；不捡，后面堆满的都是未知。

我选择了第二条，心里敲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塌。

整个晚饭的后半场就像有人把颜料往画布上铺了一层，颜色其实没有变，只是你看它的时候眼睛会往一个地方跑。

罗劲又说了点数据的事，说获客成本和拉新转化，说有一条渠道下周要试，听起来像一场讲座。

我坐着，筷子夹了一块豆腐，夹不起就换一块，心不在焉。

王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给我夹了一块鱼肚，“你吃这个，补一下。”

我点头，嘴里没味道，汤汁的辣被我吞下去，舌头麻了一下又松。

饭局结束的时候已经九点半，我们从店里出来，空气里有一层薄风，夏天也会有风，只是有点湿。

罗劲站在门口，给每人拍了一下肩膀，说“辛苦”，说“改天再战”，笑得很职业。

他拍到我时停了一下，像有人按了暂停键，“小许。”

我看他，“嗯？”

“能不能明天早上来一趟我的办公室。”他说，“聊一下。”

我回答得很快，“可以。”

他满意地点头，像你给了他一个合乎预期的答案，转身去找他的车。

我看见父亲在街角对面的那根路灯下，双手背在后面，脸被灯光切了一半，像他以前在工地上等我母亲送饭那样站着。

他远远看了我一眼，没走近来，只朝我抬了一下下巴，意思到了。

我穿过马路，车鸣偶尔响一下，我踩线过，停在他面前。

“你怎么来了这么快？”我问。

“公交车。”他说，“站到了我就下。”

他蹲了一下，摸了摸地上的边砖，像在看这块砖是不是铺得正。

“你刚刚说那句话，有味儿，像你小时候写的那篇‘我不拾别人东西’。”他说着笑了一下，笑得眼睛很亮。

我不想笑，我喉咙里有东西堵着，像有一个硬的小颗粒卡在那里。

父亲看出我的情绪了，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家吧，喝点藕汤。”

他说起藕汤的时候我才想起来他在家应该是煮了藕汤，那锅声就是那锅。

“我明天一早去公司找你。”他说，“不进门，门口站站。”

“你不用。”我说，“我自己去。”

他看着我，“你去，我站站。”

他没有谈道理，也没有讲“要不要辞职”，他只在表达他的态度：你是我儿子，我在你附近，不干扰你，但你看得到我。

我那晚很少说话，跟他走到车站，空气里的风像在给我们整理衣服，吹得衣角往后翻。

我们回到他的出租屋，二楼，小阳台上有几块晒不干的毛巾，滴水滴到了楼下的花盆里。

母亲不在，她去县里看姨妈，家里就父亲一个人。

藕汤热着，趁热喝，汤有点淡，父亲喜欢喝淡，他说重口容易胃痛。

我喝了一碗，他看我喝，又给我盛了一碗，没问今天的事，像不想捡起桌上的那张钱一样，不想捡起话题。

喝到第二碗的时候，他隔着桌子说了一句，“我年轻的时候也碰过这种事。”

我放下勺子，“嗯？”

“五十块，不是钱，不是钞票，是一张餐券。”他看着桌上的那盏灯，“经理拿着餐券在车间里晃，说谁客户在回来时把废料带走，我就给谁一张。”

父亲那时候在厂里做叉车司机，夏天汗像水从脖子流到腰，衣服一条一条的盐印。

“我说那不是我们的。”父亲用他的语气复述给我听，“不拿。”

他笑了一下，“后来他空着手出去，餐券放回办公室，第二天早上他叫我去办公室，问我是不是看不起他的奖励。”

我看着他，“你怎么说？”

“我说我看不起他把人当犬的那点心思。”他不太会找词，只能绕着说，又补一句，“我看不起那样的活法。”

他笑出一口气，“后来我在那厂里干了八年，八年里那人升到生产部的副，走了，我还在。”

我知道他不讲胜败，他只讲他的边界。

我觉得胸口那个硬颗粒慢慢碎了，碎得像藕汤里的粉，一点一点沉下去。

我洗了碗，他把锅泡着，说泡一会儿再刷不费劲。

晚上我睡在他小房间里的那张木床，床头柜上放着他用铁丝弯的一个小挂钩，有一把钉子头在里头，扎手每次都扎同一个地方。

我快睡着的时候，手机震动一下，是肖潇发来的微信，“刚刚那一下，有点猛。”

我回她，“看脸。”

她发了个表情，“你注意安全。”

我把手机扣在枕头里，枕头有点潮，首夏的潮总是这样，像你躲不开。

我明早要去罗劲办公室，不知道他会摆什么样的脸。

早上六点多，父亲已经在阳台上整理他那堆工具，有个旧扳手已经断了一角，他还是放在最上面，说顺手。

他给我做了两个鸡蛋饼，油小，饼皮干一点，我喜欢这样。

“吃完去。”他说，“不紧不慢。”

我到公司门口的时候八点四十，前台小姑娘正在给绿植喷水，她把喷壶按得很认真，每一片叶子都照顾。

父亲站在对面的咖啡店门口，拿一杯五块的美式，咖啡的苦味像他脸上的那条皱纹，同一个调子。

我朝他点点头，他靠着柱子，手背在身后，像昨晚那样。

我刷工卡进门，门口的机器哔一声，像看门狗提醒你“进来”。

罗劲办公室在二十层，玻璃隔断里住着他的盆栽和那张黑皮椅子。

我敲门，他在打电话，朝我看了一眼，手指向沙发，“坐。”

我坐下。

他打完电话，桌子上还有一块蓝色的便签纸，上面写着“下午五点版位”。

他把便签掀到一边，整个人朝前移动了一点点，像你把重心从脚跟移到脚尖，“昨天晚上。”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他笑了笑，“你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对子不对的‘情绪化’反应吗？”

他说“情绪化”的时候特别用力，我听到这个词眼里有一种润滑油一样的光，滑得他以为自己站得稳。

我把双腿稍微移动了一下，做在沙发上这个动作哪个角度都显得你有点紧张。

“我知道你想要那个效果。”我说，“我不想被那效果用来。”

他眯了一下眼睛，“你以为是对你？”

“你扔那张钱的时候知道是对我，”我说，“别人笑的时候知道是对我，你收回那张钱的时候知道要给我一个‘面子’。”

“哦？”他笑，笑到有点恶趣味的边界，“面子。”

他的手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你在集团是几级职员，知道吗？”

“知道。”我说，不躲，“中级。”

他点点头，“你知道我在集团是几级？”

“高级。”我答。

“我跟你讲一个现实的事情。”他把手在空中划了一条线，“你昨晚那种反应，会让你在这个部门的协作评分下降，下降会影响你季度OKR的权重，权重会影响你年底的奖金，奖金会影响你明年的职级晋升，职级晋升会影响你的薪资结构和你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地址。”

他讲这条线的时候，语速很平，语气很稳，好像一条图谱。

他总觉得别人走不出这条图谱。

“我知道。”我说，“你讲的是一条‘你希望我害怕’的线。”

他笑了一下，笑得有点看不上，“你以为这是希望？这是现实。”

我转了一下脚踝，声音很小，“现实也是被人划出来的。”

他在椅子上靠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我可以遵守流程，我也可以不遵守你的‘想试试’。”我把这个词说出来，“你扔那张钱说试试我的反应，你想要看我要怎样更听话。”

他看着我，一瞬间没话，他又很快把那话找回来，“你觉得这是羞辱？”

“是。”我说，“对我，是。”

他“嗯”了一声，点点头，像在把这个答案归档，“你有证据？”

我看着他的眼睛，“没有录音，没有视频。”

“那你觉得你能怎样？”他像在替我做题，“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合规，你可以把这个事情说给HR听，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发朋友圈，发群聊，发到你父母、你朋友那里，你能得到什么？”

我没跟他打“能得到什么”，我只说，“我能让你知道你做了一个行为。”

他靠前，“你知道那行为对公司来说不是名义上的违规。”

“我知道，”我说，“但对人来说它是。”

他笑了一下，笑到放下笑，“行，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

他说完这句，他想拉上一个结尾，不让这件事往下流。

我站起来，“我会写邮件。”

“OK。”他把这两个字说得很轻，很漂亮。

我转身，门把手在那里，冷冷地亮着。

出门前我说了一句，“罗总，你大概不知道，我爸就在门外。”

他抬了一下眼，像觉得这个信息有点新鲜，“嗯。”

“他不会进来。”我说，“他在门外站站。”

我走出去，把门关上，很轻，没有声。

电梯里这几分钟，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尖像秋天的叶子边缘，薄薄的一层刮风就会起纹。

我写邮件，发给合规邮箱，也抄送HR。

邮件里我没有写任何从网上复制来的词，我写了时间、地点、行为、在场人员名字，写了我作为被指向者的感受，写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写了我不知道它对公司的影响，但我希望公司有一个边界。

我把邮件写完，读了一遍，删了两个形容词，发出去。

我出门，父亲还在那根柱子边，在他的鞋底下，有一小块灰色的掉落物，是昨晚某个工人的水泥渣，今天被他在脚跟上磨平了。

他看我，没问“他说什么”，他问，“你去哪里吃午饭？”

我笑了一下，这次笑出来了，“食堂的鱼香肉丝。”

他嗯了一声，“不太香。”

我们一起去食堂，他拿了一小份面，面是那种细面，滑得很快就软。

他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一段一段吃，像他处理事情那样，慢慢地，点点断。

我下午在工位上继续做我的数据回顾，把昨天的样本回头看了一遍，调整了两个变量。

米粒来了，站在我椅背后，“你发了？”

我“嗯”一声。

她眼神里有一种同伴的光，“勇敢。”

我笑，“我也很怕。”

她说，“怕很正常，但你让别人也怕怕。”

我知道她说的是让别人怕自己的无理变得有边界。

下午四点，我接到HR的电话，我们约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半见面，他们说我们会有一个“工作场景沟通”。

我告诉父亲，父亲说，“我早点过去，不进门。”

我问他，“你真的不进来？”

他笑了一下，“我怕我进来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他知道自己对这种事的愤怒太直接，会犯规。

晚上我回到父亲那里，他支了一个小桌子，拿出一叠旧票据，把它们一张一张摊在桌面。

“你看这个。”他递给我一张。

那是一张工地进门出门的登记票，上面有他那年的签字，字歪歪斜斜，人名是他的名字，他写的不太稳，像当时的手在汗里滑着写。

“人啊，站在门口的时候最想进去，但有时候站站也蛮好。”他说，“就是告诉自己：不用进去也可以。”

他看我，“你明天进去，跟他们讲清楚就好。”

我第二天去HR那边，房间里有一个白板，上面写着“工作场景沟通”，像课题。

HR有两个，一个叫吴岚，另一个是年轻男生，叫周啸。

我们坐下，吴岚把流程介绍了一遍，“你发的邮件我们收到了，也看到了你的描述。”

她把那封邮件打印出来，放在桌面，“我们会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沟通。”

罗劲没有来，他派了他的助理，一个眼镜男，叫谢川。

谢川把一个“部门聚餐”的流程打印放出来，写着“具体安排”，“费用明细”等，像要用文本覆盖掉一段不愿意面对的匮乏。

吴岚问我，“你觉得那个行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说，“影响我的心。”

周啸有点惊讶，“心？”

“我从小知道钱是要捡的。”我笑了一下，“我在路边捡过我的五角，我在书店捡过五块硬币，我在路过菜市场捡过一个塑料袋里的豆腐券，我知道捡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种‘用’，但昨天的‘捡’这个词是另一个东西。”

我看着他们，“他是在看我。”

我把我的感受讲清楚，“那个看是把人的价值往下压，再看看你是不是会为了一个表面的‘奖励’把自己的脸弯下去。”

周啸点头，“我明白你说的。”

吴岚把笔记写了一条，“行为——指向性。”

她看谢川，“你们部门有类似的‘测试’的文化？”

谢川摇头，“没有，我们只是当时一个玩笑。”

他把“玩笑”这个词说得很轻，像它能把事儿变小。

我看他，“对你来说是玩笑，对我来说是被拿来开玩笑的人。”

吴岚又写了一条，“感受差异。”

她逐条读着，“我们公司有《职业边界手册》，其中第三条是‘不得对员工进行侮辱性行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于‘让员工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低价值性行为’，这个条目在我们去年年初上线，你们部门是否进行了学习？”

谢川点了一下笔，“我们学习过。”

他停了一下，又补，“可能不太认真。”

吴岚看他，“我们会做一次复训，也会对你们的管理者进行沟通。”

她看我，“我们不会跟你说‘你要怎样做’，我们只会在制度上给你一个回应。”

我知道她说的是公司像一个大机器，它会给你一个制度的答案，个人的事还得你自己拿。

周啸看我，“你现在的选择是什么？”

“我会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做我的项目。”我说，“同时我也会找找外面的机会。”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点空，空来自于你不知道你是否有勇气把自己从这个机器里拔出来，没有手柄可以抓。

吴岚点头，“这是你的选择，我们尊重。”

谢川站起来，“我会把这个事情反馈给罗总。”

我说，“可以。”

会谈结束，我出门，父亲站在那条大厅外的走廊里，手背在后面，像他在看那些多年没见的舞狮视频的一样站着。

他看我，我只点头，嘴里没话。

他说，“我没进去。”

我笑，“我知道。”

我们去楼下吃饭，他点了一个茄子盅，茄子柔柔软软的，他说这像老家那边的菜，手把手拆。

他吃饭的时候说，“你小时候喜欢捡瓶子，捡了卖给你的小学门口那家收废品的，拿的那五角你总是拿去买鸡蛋糕。”

我笑，“我喜欢吃糖。”

他说，“那时候你喜欢捡，但你捡的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现在有些东西是别人扔给你让你捡，你要区别。”

我看他，“你怎么知道这么多道理？”

他说，“我只知道一个：我们家人不做把人往下压的事，也不受把人往下压的事。”

他不太善于讲复杂背后的逻辑，我懂他的方法就是拿一条线，守住它，其他的得过且过。

晚上我回到家，母亲单独打来电话，我接起，“你爸不讲话。”

我笑，“他讲，他站着。”

母亲叹气，“哎，你这人。”

她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她只是觉得我这人“这脾气肯定要受点不顺”。

我安慰她，“没事。”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部门的气氛有点微妙。

大家见了我多看一眼，多看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英雄事”，只是他们在找自己的位置，看我到底是不是让这个风波有波。

那阵子罗劲少跟我直接说话，他会通过谢川传一些“提醒”，比如“这个数据要严谨”，比如“这个报告要加上对外沟通的部分”。

我做我的事，按部就班。

一天晚上九点，我加班完在楼下吃一碗牛肉粉，粉汤油大了点，我总是把油滤一下吃。

米粒坐到我对面，也端了一碗，她把粉掸一掸，“你最近有没有投简历？”

“投了两家。”我说，“一家把我挂着，一家约了周末面试。”

她点头，“挂着不少。”

她又说，“老实讲，我做你这个事我可能做不到，我房贷压力大。”

我知道她不是来给我颁奖，她是来给我发一张“现实通报”。

我说，“我也现实。”

她笑了一下，“你现实在你爸站在门外。”

我知道这个动作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变成一个故事，一句“他爸站在门外站站”，带着一种温柔的力量，像余光。

周六，我去另一家公司面试，江干那边的一个小公司，做社区团购的线下和线上联动。

面试的老板是一个女的，叫杜洁，三十出头，眼睛很亮，像她永远睡足觉。

她问我，“你们那边的增长怎么做？”

我把方法讲了一遍，“我们做数据漏斗，有三个关键位，第一是渠道，第二是落地页，第三是售后转介绍。”

她又问，“你个人遇见过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了一下，讲了“被让捡钱”的事，但是没有把它讲成一个“戏剧”，我只讲它作为一个事件对我影响。

她听完，没笑，也没皱眉，她只是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你很清楚你要守住什么。”

她看我，“你也很清楚你在哪里可以妥协。”

我觉得她这个评价很准确，我只是有时候守得太用力，妥协在边缘。

她说，“你愿意来我们这边吗？工资可能没你那边高一点，但你可以把你这套经验全面统筹起来。”

我没立刻答，我说，“我考虑。”

她给我时间两天，我回去想。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他那套工具摆出来，没理由地摆。

他把每个工具拿起来放一下，又放回原处，像在确认每个工具还在。

“你如果想要离开，你就离开。”他突然开口，“你如果想要留，你就留。”

他把这两条句子说得很平，像他摆工具那样，摆在桌面上，让我自己去拿。

“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稳？”我问他，“我跳来跳去。”

他笑了一下，“你不跳，你也会掉。”

他想说的是你在一个漂浮的城市里，不跳也是在动，他只是希望你的动是你自己控制的不是拉绳的速度。

周日晚上，我给杜洁回话，“我来。”

她给我发了聘用书，在微信里加了我，语气很直接，“下周你来，我帮你走流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米粒，她发了个祝福的表情。

我走到阳台，看着楼下的马路，几根树的影子斜斜地印在地上，像几条细线压在街上的彩色块上。

星期一，我去公司，把我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笔记本、电源、几本书，还有一张我贴在工位上的网上买来的小贴纸，上面写着“别假装疲惫”。

这张贴纸很好笑，我每天都假装自己不疲惫。

我写了辞职邮件，内容正常，感谢公司，感谢部门，感谢动过脑子的人，感谢帮过我的人，不感谢伤害过我的人，因为我不需要在辞职信里做这个动作。

我去人事办手续，签了几张纸，交了工卡。

谢川来找我，说，“罗总希望你明天再来一趟，话讲清楚。”

我说，“我今天讲了。”

他点点头，靠着门，“你去外面注意。”

我笑了一下，“你们也注意。”

出门的时候，父亲在门口对面的坐椅上坐着，不是站着了。

他好像说，“这条边竹轻一点，有点弯，坐着。”

我走过去，告诉他我辞了。

他脸上没很多表情，他默默地在他的眼睛里抬起一条水，冲刷一下，“行。”

我们下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菜市场的湿气比办公室的湿气更诚实，它就是湿，不假。

父亲挑了几根青椒，我挑了四串豆角，豆角要挑直的，我喜欢直。

回家他炒了一盘青椒肉丝，我切了葱，他说我切葱不够快，我说我懒。

他笑出声，镬里油一响，他把菜下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不睡，天花板上有一只小蚊子，它绕着灯管飞，飞累了停在墙上，我拍了一下，它飞走，继续在视线里小小地噪音。

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王姐，她说，“你走了？”

我说，“嗯。”

她沉默了一下，“你走得对，我不走。”

她这句听起来像矛盾，其实是现实。

她在包里找什么东西，声音乱，她说，“你爸站在门外那几天，我想到了我们小时候那个邻居家的叔叔，他每次去派出所都是站在门口，站了十二点，然后回来，他不去闹，他站一下，他就能活下去，懂吗？”

我懂，她在按故事。

她深吸一口气，“祝好。”

挂了电话，我把脸压进枕头里，枕头的潮正好挤在我鼻子下面，让我觉得呼吸里全是水。

我去杜洁那边的公司报到，办公室小，白板多，书少，电脑都是组装的，没有过度精致。

她给我配了一个年轻的助手，叫郝湧，是我高中同学的同学，绕了一圈才收进来这个缘。

他很能跑，腿长，跑去楼下印一个小海报，一会儿就上来了，气没喘，像个飞人。

我们坐在一块做接下来三个月的增长计划，目标明确，但资源少，我们就把每个节点的十个可能性列出来，从最便宜的一条走。

中午我去买盒饭，老板娘的手一直在摸头发，她说夏天头发黏，我说我懂，黏得人心烦。

晚上八点，我们把第一版计划做完了，我给父亲发了个消息，“我们这边开始了。”

他回了一个点头的表情，那个表情是他每次开始做一个新东西时会发给我的“图”。

他问我，“你有没有想去老家，看你外婆？”

我说，“不急。”

他没再说。

两周后，我们的第一条渠道打开了一个小口，数据像刚刚拉开的拉链，嘶嘶作响，开了最上面的三两个窄齿。

杜洁来看板，看到那条线，蹦了一个小跳，“上去了！”

她平时不跳，这次跳说明她也是在很意外时做了一个身体的举动。

我笑一下，心里那个碎的硬颗粒在遇到这条小线的时候很像被风吹过，吹开一点点的顾虑。

这时候我突然收到一条消息，是米粒发来的，“你们部门‘职业边界手册’复训了。”

她紧跟着发，“罗总两周停职。”

我看着屏幕，有一点复杂，不是喜悦，不是怨，是一种“事情落地”的感觉。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又拿起来，又放在桌上，手指在手机边缘滑了一下，把那几条上面的细灰擦掉。

晚上我找父亲吃饭，我选了一个小馆子，卖馄饨那种，汤很清，一层薄薄的油在上面漂着，像大气层。

父亲坐着，把筷子伸进去夹了一口，很稳。

“你们那边有一个结果。”我说。

他点头，“我看到你眼睛了。”

我笑，“什么眼睛？”

“你眼睛里有一条‘嗯’。”他如此形容，“不激动，不冷。”

我说，“事情不是要激动的。”

我们吃完，他背着手走在晚风里，公共自行车锁在牌子上，蓝光亮亮的，像很远的太空。

他突然说了一句，“我捡过钱的。”

我看他，“你捡过吧。”

“你小的时候，我在铁道边上捡过五块硬币，硬币在枕木边上滚来滚去，我捡的时候手指蹭到了铁锈，我把手背在背上，慢慢走。”他说，“我捡那个，是为了去买你小孩那个工具书。”

“那次捡，是我自己决定捡。”

他看我，“昨天那种捡不是我决定的捡，是别人决定我要捡，那就不捡。”

他把那个逻辑掰那么清楚，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可以用两个词把很多东西分开，像切蛋糕，切漂亮。

我把他送到公交站，他上车，车里的灯把他的脸照成一块白，他坐下，车启动，灯一晃，像把这段小路照亮又关掉。

时间到夏末，事情就像一条轻轻的河，不急。

我在新公司把三个节点都打开了一个口，我们的用户从一百到四百再到一千，像点点被串起来的灯。

郝湧在办公室里喊“冲”，喊得像社区的鼓手，节奏很像。

我们在楼下后来开了一小会儿庆祝，买了二十个烧烤串，拿纸巾包着肉吊在嘴边，油滴在纸巾上，点点油滴像地图上的小湖。

杜洁说，“你们这几个月做的很好。”

她把“很好”这个词重复两次，“很好很好。”

她说重复的时候是为了把事情确认在她的脑子里，像按了一个确定键。

我回到父亲家，母亲也回来了，她在厨房做栀子花茶，栀子花的香在空气里散，淡淡的。

父亲在阳台上对着他的工具盯了一会儿，突然把那把断了一角的扳手扔在海绵里，海绵吸了它。

“我把它换掉。”他对我说。

“换掉？”我问。

“用新的。”他说，“旧的不管怎样，拿在手上会割手。”

我知道他在讲的不是扳手，讲的是一个人的习惯，坏习惯也会割手。

我坐在沙发上，母亲端茶出来，“你们两个天天讲什么哲学。”

我笑，“我们不讲哲学，讲工具。”

她在电视上找一个节目，一个半个小时的讲养蜂的，她对蜂不感兴趣，但她喜欢那些画面的绿。

父亲把扳手拿在手里，掂一掂，像在做一个小仪式，放下它。

他看我，“你现在走路的样子稍微直了点。”

我感觉身体真的直了一点点，不用太多，不要拧。

后来我回公司，郝湧告诉我他收到橘谷科技的一个消息，“你们那边搞了‘尊重与边界’的培训。”

我笑了一下，“他们还是很公司。”

他问，“你想回去吗？”

“我不想。”我说，“我在这里。”

我把这句说得很清，我不想回去，不是因为那里不好，而是因为我不想再回到那个让你必须一边做事一边在心里看着门外的感觉。

父亲有一天穿了一件新的白衬衣，去朋友的小饭馆帮忙，他穿白衬衣看起来很不习惯，他说白色容易脏，我说你就脏吧。

他回来把衬衣泡在洗衣盆里，盆里的泡沫像几个小山，不个个平整，像小孩子在沙子上的堆。

他坐下来喝水，“你小时候再多捡一个瓶子，我们就多挣了两角。”

我笑，“现在多挣四个百分点有时候也没用。”

他小笑，“你们现在挣钱我看不懂。”

他也不需要看懂，他要看懂的是我们人的态度，不用看懂流程。

有一段时间我很想打电话给罗劲，问他现在过得怎样，又想了想，不想打。

我不是要拿一个结果去证明什么，我要拿行为去写一个自己的脚本。

我拿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字，“钱是工具，不是绳子。”

我把这句写了三遍，写到手臂有一点酸，我把笔盖上，放回到桌子上。

我把手臂伸开，肘关节里传来一些细微的疼，这种疼像你做码农久了的背，久一点会好，久了又会回来。

我去超市买了三样东西：电池、牙刷、葱，收银台的女孩把它们放在一起，电池和葱放一块，很好笑。

我出门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个一元硬币，夏天的光把它照得像一个小星星，我看了一眼，没有捡。

我回家，把东西放在桌上，父亲把葱拿起来闻了一下，短句，“香。”

母亲把茶喝完，把杯子放在桌角，杯子上面还有水渍，她伸手抹掉，动作很温柔，是她一辈子做事的方法。

我们一家人在不大不小的厨房里动起来，各自做各自的小动作，一条线。

有时候我会想到那张地上的钱，那钱真的不过是一张纸，一张涂了颜色的纸，它能做的是在你不看清的时候把你拉下去，在你看清的时候，放回桌上。

我也会想到我拨那一个电话，“爸”，我那一声“爸”其实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锚，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

我想起小时候我跟父亲去镇上的河边修一辆老三轮的链子，我们用两个石块把链子垫起，他说，“动的时候要看住手。”

那时候我不懂“看住手”是什么，现在我知道“看住手”不是把手看的很紧，而是知道你的手在做什么事，什么时候放掉，什么时候握住。

我在杜洁的公司继续做我的项目，一次一次的上线，一次一次的数据回看，有时候失望，有时候有一点点惊喜。

我们失败的时候，杜洁把失败的卡片贴在墙上，标注“这条不走了”，不怨，它就不走。

我们成功的时候，郝湧的腿会再跑快一点，跑到门口又跑回来，像他在用了一个新的模型但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脚。

我开始慢慢地得心应手，像穿了一双新鞋。

有一天父亲拿着一封快递给我，里面是一张老照片，是我小时候在学校门口捡瓶子的照片，谁拍的我不知道。

照片里的我拿着一个大袋子，袋子上面用蓝色的笔写着“塑料”，我的嘴角咧着，笑得很真实。

父亲说，“你那时候不觉得丢人。”

我看着那袋子，“我那时候觉得好玩。”

他笑，“你现在也要觉得好玩。”

他的这句像把一个复杂的事简单化，在边界守住的时候还能觉得好玩，那样我们可以活得不那么硬。

晚上我把照片放在书柜上，但这个书柜其实只是两层板、四个支架，怎么都不太像一个真正的柜子，我看着这个奇怪的东西，它很像我们一点一点搭起来的生活，是支架，不是雕塑。

隔一阵子我在路上遇到王姐，她戴着一个大的帽子，遮阳，她笑，“你瘦了。”

我摸摸自己的肚子，“我瘦了。”

她说她不走，她在她的位置上见到那张钱的时候会把它摆回去，她的方法和我的方法不一样，但都是抵抗。

她给我讲他们部门最近搞了一次“公开对话”，在会议室，所有人都说了一句“边界”，有人说“不让把人往下压”，有人说“不拿开玩笑当管理”。

她说她那天第一次觉得这个公司像一个家族，有父有母，有规矩，有人红脸，有人白脸，但至少你看见了那条线。

我说，“你是家里的好姐。”

她笑，笑到把帽子压下去一点，“我就是一个人。”

她做她的人，我做我的人。

秋天到了，我们做的第三个季度把数字写到了那条线的上面，我们开了一次小的聚餐，在一家很普通的小店里，扯了一张纸，写上每个人的名字，放在桌上，让大家自己拿。

我们没有扔钱，没人也会扔。

郝湧笑，“我们这也没钱扔。”

大家都笑，全是像刚刚煮出来的水饺那样的笑，很白，没有杂质。

我知道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我知道我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个生活的姿势。

那个姿势叫不低头，也叫不高高在上，它叫站直下了手。

我把那张照片又拿起来看，把它放回了书柜里，哪一天它掉下来我就捡，捡它，是我的决定。

后来的一次周末，我回老家看外婆，外婆老了，眼睛像两条深浅的水，看到我了，她笑。

她问我，“你还在城市里？”

我说，“在。”

她说，“你在那边要好好地站。”

她不懂职场，不懂边界，她懂站。

她把她擦桌子的那块布拿给我看，那布上面有两个洞，她说她舍不得换，旧布比新布擦得干净，我说她你把那布换掉，她笑，“我用这个习惯了。”

我想到父亲的扳手，我想到我们一辈子在换工具和习惯的这条路上走来走去，有时换掉，会割手，有时不换，会一直割手，反反复复，学着在某个时间点说，“换掉。”

当天回到城市，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我在心里给那个夜晚的自己点了一下头。

他当时站在桌子边看着地上的钱，手汗，心跳，唇抿住，我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真实不是没有恐惧，真实是恐惧也讲出来，讲完还站着。

那天我拨了电话，“爸”，那是我抬起头的手势。

后来每一次我遇见类似的事，我会先把手机揣起来，再抬头，问一句，“这是奖励还是玩笑？”

问完，我再做我的决定。

这种问句在我的生活里像一把小钥匙，让我在很多门口不会盲撞。

我知道城市里还是有很多门，很多钱，很多眼睛，我也知道我的父亲不会每次都在门口站着，他的脚会累，他的膝盖会疼，他的心会在变老的路上慢一点。

所以我就站在门内或门外，当我看见一个自己不想捡的东西，我就不捡；当我看见一个自己想捡的东西，我就捡。

我捡的是我自己的，放的是我自己的。

我知道一些人会觉得这话很傻，但我就要这点傻。

傻是让我在这个城市里不至于太聪明，太聪明容易输掉脸。

我没有要成为一个故事，我只要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我愿意为此做那一个拨号动作，让父亲在那头说，“你是我儿子。”

我在晚风里走，一条街变另一条街，晚风给每个人洗脸。

我把手伸到风里，指尖有一个不明显的刺，刺是在这几个月被压出来的，我知道慢慢它会退。

有时候我会在某个地方捡起一张以后要用的票据，夹在我的本子里，写上时间、地点、感受，让后看见它的时候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心里那一条线越来越清楚，不是别人画的，不是那张钱掉到地上的时候画的，是我的父亲站在门外的时候画的，是我的手拿起那张钱又推回去的时候画的，是我转身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时候画的。

这条线很好看，不是直线，是有一点曲，它像我们的生活，不是直不是弯，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地球上的线不可能完全直，眼睛里的线也不。

在这个线里，我可以写一个这样的结尾：盗有时候不是一种行为，是一种不小心捡错的东西。

我把我的故事放在这条线的中间，用它栓住我的日子，让我在这个城市里走人的时候脚步不那么重，心不那么急，手不那么紧。

过了很久的一天，我路过那家川味馆子，它还在那里，墙上的“巴适”换成了更亮的字，油更红了，辣更辣了。

我在门口停一下，不进，我把手背在后面，站站。

站了一分钟，我转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