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涉罪，教育父母：亲职教育试了十年，为何难落地

热点资讯 2025年10月20日 13:38 5 cc

子女涉罪，父母是否应该接受再教育？农健插画

“刚开始是我们推着他们（家长）走，后来他们自己也愿意往前走。”2025年10月10日，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十年过去，亲职教育课堂的气氛大不相同。有家长会提前到场，在课上主动提问、记笔记，也会在课后向老师请教沟通方法。

而十年前，这种对涉罪子女的父母进行再教育的课堂，开展得并不容易。一同参与的心理专家缪娟回忆，课程开了很久，出席率依然寥寥。检察院工作人员只能打电话挨个催，一些家长不情愿地现身，上到中途，有家长已想提前离场。

2015年，为从源头干预未成年人犯罪，新都区检察院在全国首推“强制亲职教育”，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方式，介入家庭教育。这项地方性的司法创新，带着争论，数年后扩大至湖北、广西、福建、浙江、广东等地。

但在实践中，亲职教育常面临表面化与空心化的困境：课程流于走过场，家长心存抵触，适用标准模糊。原本旨在唤醒父母的机制，却似乎沉睡在纸上。

十年探索路

在缪娟的印象中，2015年起步艰难时，她并不想放弃，已有研究证实，家庭因素与涉案未成年人之间存在强关联。

2010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10个省市进行问卷调查，对比1224名未成年犯与925名普通中学生的家庭情况，结果显示，未成年犯家庭的亲子分离问题比普通中学生更加突出，其中四成以上孩子表示“恨父母”，而这些家长文化程度偏低，教育观念较为陈旧。

问题孩子往往是问题家长的产物。基于这一认识，2015年，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提出“强制亲职教育”概念。“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全国范围内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该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

这是一个从国外引入的理念和制度。早在1846年，美国夏威夷州规定，若父母在抚养与教育子女过程中，存在过失或故意失责，须对子女承担赔偿责任。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少国家通过法律确立了强制亲职教育，如1998年，英国通过《犯罪与治安扰乱法》，明确规定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必须每周参加亲职课程，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最初的课程如大学课表，被划分为必修与选修。新都区检察院邀请心理、法律、社会等领域专家对家长授课，课程一般设有五六节，每节课时约两小时。

因为带有争议，新都区检察院在实操中并未强调“强制”。一个结果是，真正能坐满的课堂并不多。家长是否愿意来、能否坚持上完课，全凭个人意愿。

为了扭转“全凭自愿”的问题，强化约束力，2016年10月，成都市检察院联合公安、法院、妇联等部门，出台了《强制亲职教育实施办法（试行）》，这是国内首个将“亲职教育”纳入国家公权力管理体系的地方性文件。该办法规定，对于多次拒不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家长，公安机关可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后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启动立案程序。

继成都市之后，强制亲职教育在国内遍地开花，多地也陆续开展类似探索。

2016年12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该省首次将“强制亲职教育”写入地方法规，规定对放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监护人，司法机关可依法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

2019年，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一起性侵幼女案件，7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离异、或长期外出打工，存在严重监护缺位问题。福州市检察院发出全国首份“督促监护令”，检察机关可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直接要求失职监护人履行法定职责，将司法干预模式从事后惩处转向前置督促。此前，这类监护令主要出现在案件审理完毕之后。

2020年9月，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法院联合市中院设立亲职教育基地，被审查起诉乃至被判处刑罚的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需要接受一定时限的亲职教育。

“很多地方的司法实践其实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兰跃军告诉南方周末，“各地通常援引的是2012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当监护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国家有权干预’的条款。但直到2020年二次修订时，法律才首次明确提出‘国家亲权’理念，规定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即便如此，也只是间接支撑地方的做法。”

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进法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家庭教育不再只是家事，而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开启了家庭教育法治化的新阶段。

同年5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区妇联协同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发布首份强制亲职教育工作白皮书，在全国首次在检察院与法院的程序中引入亲职教育指导师，指导师可以出席检察听证、法院庭审并发表意见，其意见可直接作为司法处理的参考依据。

这被业内认为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一次重要的探索。

法律有令，执行乏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干预监护的合法性，但在具体执行中，规定模糊、约束力弱的问题依然突出。从操作到专业，各地实践仍面临诸多现实掣肘，主要问题在界定适用对象范围。

2022年4月，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法院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一名未成年的父母接受强制亲职教育。该案源于一场小区意外，孩子在单元门口玩耍时跳上石桌，导致桌面侧翻压伤手指。事发时，其父站在约十米外。事后，父亲认为物业公司管理不善，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

该法院受理后并未支持家长诉求，认定石桌本非用于攀爬运动，父亲未尽到安全教育和有效管束责任，因而签发了亲职教育令。

父亲的监管疏忽是否已严重到需要国家公权力介入？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尤丽娜曾于2022年撰文表示，强制亲职教育属于“再教育”范畴，社会成本高昂，应当集中应用于存在明显监护缺失、家庭暴力、未成年人犯罪等高风险家庭，而不宜泛化到一般家庭中。否则，过度干预可能削弱家长的教育自主性，甚至造成公众对政策的抵触。

不过，兰跃军认为，父亲在现场仅“远距离观望”，而未及时制止或引导，说明家庭监护功能已明显弱化；同时，孩子的行为也出现了越轨倾向。这类情形表明家庭教育已陷入失衡状态，需要公权力量适度介入。

强制亲职教育的适用对象，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等执行单位的工作量。

一位多次随检察院参与家庭教育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检察官的工作远比想象中复杂。她回忆，在进行强制亲职教育前，检察官都要进行家庭摸底——了解家庭结构、收入状况、教育方式，是否存在暴力或冷漠型忽视等。

“看起来两个家庭情况一模一样，问题孩子也差不多，但背后的症状可能完全不同。”她举例，和父母疏离的两个孩子，有的问题可能出在长期被父母冷暴力，有的可能因为父母离异后监护权出现空档。

一些检察官告诉她，他们常常要临时扮演“心理咨询师”的角色，用非对抗性的语言一点点打开他们的心防，“一个家庭的信任建立，有时候要靠三四次面谈才能松动”。

这样的精细化工作，也让强制教育的成本远超公众想象。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时任副主任吴欢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检察院打造了“亮晶晶”“纳爱”等一百二十余个专业团队，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建立专业的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

但亲职教育的推进仍力不从心。吴欢水当时坦言：“仅靠司法力量，人力、物力、精力都难以持续支撑。”这也使得强制亲职教育在不少地方，一度沦为“沉睡的政策”。

部分基层检察官综合一线办案实践，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司法干预本质是一种事后补救，真正的出路在于将预防端口前移，让家庭教育指导从司法补救措施，转变为面向全社会的普及性教育。

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曾作过类似尝试。该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自三年前白皮书发布以来，检察院主要承担前端工作，后续的衔接则由妇联、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完成。

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会邀请“家庭教育促进师”参与进来。他们多由心理、教育领域的从业者担任，在检察院或社区开设亲职课堂。课程通常在一间布置温馨的房间内进行，墙上贴着“用爱沟通”等标语，讲师与家长面对面而坐，讲述亲子沟通、情绪管理的技巧。

但并非所有家庭教育都如此理想。由于缺乏统一的职业标准与权威认证，家庭教育指导领域的边界一度十分模糊。2022年国庆前夕，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全国妇联三部门联合发布提示，明确未颁发或授权颁发“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这导致许多“家庭教育促进师”处境尴尬，行业鱼龙混杂，其专业身份与服务价值难以获得社会的真正认可。

不应只是“教育家长”

该如何厘清父母责任与国家公权力的边界，在不越界的前提下，让干预真正落地？

兰跃军认为，亲职教育应被视作公共服务的一环，而非单纯的法律义务。在制度设计上，可借鉴德国的普惠化经验，将家庭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在风险防控层面，可参考中国台湾的司法联动机制，将家庭教育与家事审理、未成年人保护协同推进。

在德国，“双亲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政府将家庭教育纳入成人教育体系，由社区教育中心和公益组织面向所有家庭提供课程，主题包括沟通、情绪管理、亲子关系等。参加课程的家长无需承担额外费用，甚至可将学习时间计入工时，亲职教育被视为一种劳动。

中国台湾的经验则更靠近司法体系。2012年，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实施后，各地法院陆续设立家事服务中心。在处理离婚、监护、探视等案件时，中心会为父母提供亲职教育、心理辅导与法律咨询。部分法院还会在调解或判决中，建议当事人参加亲职课程，并将其学习态度作为参考。

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修法倡议，计划增订强制亲职教育条款：要求父母在家事案件中完成6至20小时的课程，若无正当理由拒绝，可能被处以罚款。此举引发不小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强化父母责任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担忧，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可能触及家庭自治的边界。

“国家干预的边界，不在于强制与否，而在于能否真正促成父母的自我成长，并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兰跃军说。

在他看来，强制亲职教育的目标，不应只是“教育家长”，而应建立起一套分层、可操作的制度机制。他建议，可借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罪错行为的分级治理思路，构建差异化的亲职教育体系。

根据2021年6月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由轻到重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三类。兰跃军认为，相应地，强制亲职教育也可分为三级干预：针对三类行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分别实施一级、二级和三级亲职教育，实现分类指导、逐级强化。

在现有司法框架下，兰跃军认为可将亲职教育与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机制协同推进。例如，在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设定考察期或缓刑考验期的同时，同步对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通过“教育孩子”与“唤醒父母”双向并举，形成干预合力。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郑彩琳

责编何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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