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去趟越南，给小伙子们每人带罐啤酒！

热点资讯 2025年10月15日 22:56 2 admin

意外有趣的一本书，像闵希豪生男爵的“吹牛大王”历险记一样有趣，有种早年流浪汉小说的传奇味道。几个人在纽约的酒吧里，想到他们在越南战场上的兄弟——此时反战情绪高涨，那些甚至还没有资格投票的年轻人却被赋予了捍卫国家安危和价值观的身份，而他们或者死在异国，或者回来的时候被称为“婴儿屠夫”——酒吧里的这些家伙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想着为这些大兵做点什么事，于是决定派“奇克”送些本地啤酒给在越南的几个兄弟。

他赶上了著名的北越“春节攻势”，被人误以为是中情局的“文静的美国人”，险些死了，险些发财，找到了四位兄弟。

这个故事于 2022 年被改编为电影——《有史以来最棒的啤酒运送》。

我们摘选了第一章分享给读者。

第一章纽约酒吧之夜——来自上校的挑战

1967年11月的一个寒夜，我们在菲德勒医生酒吧里，这是曼哈顿因伍德街区最受欢迎的酒吧，位于伊沙姆街北面的谢尔曼大道275号。乔治·林奇是酒保，我们叫他“上校”。这是个荣誉称号，因为他虽然在军队中只当过一等兵，但他是位伟大的军事史学家和爱国人士。

有一天，上校征用了街角的空地，竖起了一根巨大的旗杆——你可能在中央公园或政府大楼前才看得到这种旗杆。现在这旗杆都还在。每天清晨，他都会隆重地升起国旗，然后日落时降旗。每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上校都会组织游行队伍沿谢尔曼大道游行。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让游行声势浩大。

他找来了比尔·利纳恩，美国海军陆战队后备队在舒乐堡的指挥官，把海军陆战队派来参加游行。舒乐堡是座19世纪的堡垒，位于窄颈大桥，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海事学院和航海博物馆的所在地。现在我们正在越南打仗，有这么多家乡的小伙子在那里服役，上校的努力显得更加必要了。

上校还请来了芬巴·迪瓦恩——一位住在街对面的高个子男人，他是纽约市警察局翡翠协会鼓乐队的队长。队长身着饰有羽毛的轻骑兵高筒帽，高举指挥杖，领着身穿苏格兰短裙的风笛手和鼓手们组成的楔形队伍前进。芬巴的兄弟、善牧堂教区的神父凯文·迪瓦恩也带领所有神父、修女和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们参加了游行。迪瓦恩家还有个兄弟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上校说服他组织了一支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队伍，公开身份参加游行。上校做事真是又帅又疯。

上校对待从战场上回来的小伙子们就像对待国王一样。在菲德勒医生酒吧，他们喝酒不用付钱。在酒吧拐角处，被我们叫作“营房”的地方，上校住在一个有着两张军队双层床的房间里，一张床是他自己的，另一张是留给回家来需要住处的士兵的。

在吧台后面，上校说了算。他边听边开怀大笑，讲起故事来就像你的爱尔兰祖父一样，口音声调一板一眼，说话恰到好处又妙语连珠，讲完一个故事，能让你笑得连哮喘都治好了。但是他作风强硬，那些在他眼皮底下胡作非为的人很快就被打发走了。

上校最近对他在新闻中看到战争的报道高兴不起来。反战抗议者们正在把矛头转向军人。他们不仅仅反对林登·约翰逊总统将军队从肯尼迪时期的16000人增加到50万人，导致冲突升级；也不仅仅把注意力锁定在要求进一步增派部队的驻越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身上；抗议者们还把目光投向被征入伍的不满20岁的小伙子们，以及从无以言表的地狱般战场上归来的老兵们身上。我们听说，当附近的青涩男孩们在父兄的陪伴下，去怀特霍尔街的征兵站时，他们遇到了举着标语牌的反战抗议者，牌子上写着“士兵即凶犯”。

当这些新闻画面在吧台上方的电视里播出时，上校毫不掩饰他的愤懑。

“你知道他们在越南那边尽忠职守时士气会多低落吗？”他大声咆哮，“我们得为他们做点什么！”

“对！”大家大声喊道。

“我们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支持他们！”

“没错！”喊声更大了。

“应该有人去趟越南，找到我们这儿过去的小伙子们，给他们每人带罐啤酒！”

“没错！——等一下。你刚说什么？ ”

“你们没听错！给他们带罐上好的啤酒，给他们带去家乡的消息。给他们带去……鼓励和支持。告诉他们，我们每一步都与他们共进退！”

上校把胳膊放在吧台上，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奇克，”他说，“我想借你的海员证。”

他这话听起来更像是命令，而不是请求。

我是名美国商船水手，是在油轮和其他商船上工作的平民海员。20世纪60年代初，我自从结束美国海军陆战队四年的服役生涯后，就成了商船水手。

我有张海员证，叫作“Z”卡，就像军人证一样，上面有照片和工龄。我的海员证上写明，由于我有军事许可，因此可以接触弹药。海员证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签发，可代替护照使用。

“你要我的海员证干什么？”我问道。

“我要搭上一艘去越南的船，”他回答道，“我要给从这儿过去的所有人都送去一杯喝的。”

战争期间，没有军方命令，平民是不能从美国飞往越南的——不过也没人想去岘港市中心度春假就是了。

但上校可“借”不了我的海员证去战区。他不知道在商船上该做些什么。而且，他长得一点也不像我。我是一头红发，还比他小十岁——算了吧，行不通的。此外，这个想法也太疯狂了，不是吗？

我看着上校的眼睛，想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哦，他居然是认真的。

截至1967年底，因伍德已经埋葬了28位在越南阵亡的士兵，他们是一些人的兄弟、堂兄弟和朋友。整个街区的人都会来参加葬礼，无论他们是否认识某个小伙子。至少有一半的士兵，不是被征召入伍的，就是在十七八岁离开高中后立即报名参军的。17岁的孩子，必须有父母在许可单上签字，就像给学校组织的野外旅行签字一样，但这是一次9000英里外的远行，而他们可能再也回不来。这些年轻人中也有大学毕业生，只要是26岁以下，就会被征召入伍，很多人刚毕业就被征召了。

在因伍德，没人会找家里的医生朋友来伪造关于神经衰弱或是足跟骨刺的诊断书来躲兵役。也没人像后来的副总统迪克·切尼那样，无休止地靠玩在校生暂缓服役的把戏来逃避服役；切尼一共四次利用“在校生”身份合法暂缓服役，甚至为保险起见又多申请了一次。对我们来说，也根本不会考虑越过边境成为加拿大人。

上校和我一直是迈克·莫罗的好朋友。6月的时候，他在比林斯行动中被迫击炮炸死，年仅22岁。他所在的连队和来自第一步兵师的另外三个连队在X-Ray着陆区遭到埋伏，而且寡不敌众，越南共产党的兵力比他们多出了2000人。根据美国政府的报告，惨烈的结局是：“他们”死了222人，我们死了39人。这时在美国国内，“爱之夏”运动刚刚兴起。我们还失去了23岁的约翰尼·克诺普夫，1966年11月1日万圣节，当他的母亲正在教堂为他祈祷的时候，他却遇害了。

然后还有汤米·米诺格，他报名参军时只有19岁零1个月；而1967年3月，他刚满20岁，就英勇战死。他的死尤其令人难受。汤米非常英勇，他也是个可爱的孩子。他身材高大，但他从没想过要欺负任何人。他从不希望任何人感到被冷落，他还想方设法让被别人嫌弃的孩子们参加因伍德公园的团队运动和街头游戏。我们和他的哥哥杰克以及三个弟弟都是朋友，所以我们也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那时，父母可能会生四个、六个甚至十个孩子，哥哥们会带着弟弟们，我们会照顾他们所有兄弟。

汤米是这样的孩子：一年夏天，他的父亲约翰·“一拳”·米诺格向他在因伍德海水游泳池工作的朋友丹尼·林奇询问，是否能给汤米找份工作，好让这孩子在校外漫长炎热的两个半月里规规矩矩不惹麻烦。林奇说他很抱歉，他们所有职位都已经满了。米诺格先生一脸沮丧地离开了。

林奇喊道：“等等！也许汤米可以过来做帮手，那样他至少可以免费游泳。”

米诺格先生同意了，汤米也很乐意，他每天起早贪黑，工作勤快。救生员安迪·罗森茨魏希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当汤米正在清扫、堆放毛巾和搬运躺椅时，米拉马尔泳池的老板出现了。他问：“哇，我们付了多少钱给那孩子？”林奇回答说：“一分钱都没付。”

“那好，今天开始给他发工资吧。”老板吩咐道。连老板们都觉得汤米诚实可信。

后来，汤米加入第三十五军步兵第二营，成为一名排级医务兵。不久，他就被派往越南与老挝交界的中央高地，来到昆嵩省。圣帕特里克节刚过几天，他部队的100名士兵被冲过边境的1000名北越正规军包围了。这个排面对十倍的敌人，几分钟就被攻破了，连长罗纳德·雷科夫斯基上尉也身负重伤。汤米在枪林弹雨中跑出100英尺，把身体扑向上尉，自己身中数弹。他不顾自己的伤势，为连长进行治疗，挽救了连长和他身边连队无线电报务员的生命。随后，汤米从一名倒下的兄弟手中拿过一挺机枪，与他连队的幸存战友一起反击北越军队，继续掩护受伤的雷科夫斯基上尉。在上尉的命令下，无线电报务员呼叫空中支援，但当空中支援到来时，已有22名士兵阵亡，47名士兵身负重伤。汤米最终没能活下来。

他的三个兄弟杰克、唐纳德和凯文，组织了“纳罗贝克退伍军人互助俱乐部”的托马斯·米诺格分会，我们几十个人定期聚会缅怀他。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汤米·米诺格没有被授予荣誉勋章，该勋章由总统代表国会授予士兵，以表彰他们非凡英勇的行为。

我们失去的就是这样的孩子们。他们是如此年轻——十八九岁，二十出头。我17岁加入海军陆战队，到26岁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老”了。1967年我想再次入伍时，他们以年龄为由拒绝了我。

当时大家还不像现在这样支持军队。这个国家似乎并不感激军队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美国人每晚都在电视新闻中目击战争的残酷。但我们年轻的士兵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热衷于去打越南人，但在我们这儿，那个年代如果你被国家号召去抵抗领导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传播，你就去。除了恪尽职守，你什么都不会多想。在因伍德，我们是从小每个周日弥撒结束时唱着《星条旗》长大的。我们领圣体后唱完拉丁赞美诗《羔羊颂》，接着会无缝衔接地唱国歌，就像一个联唱曲目一样。爱国情怀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异曲同工。

那些不想服役的人，就搬出了街区。如果我的想法也和他们的一样，我肯定也搬走了。就算跟儿时玩伴对约翰逊总统、威斯特摩兰将军或是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的看法有分歧，我也不想因此就和大家交恶，毕竟我们只是对越战的看法不同，但大家还是邻居。在因伍德这里，人们可不会为了这些事上街游行。

我会在中央公园里看到抗议者，可就算我加入他们的对立面大声吼回去，又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我确实想做点什么。我自己曾作为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海外服役，我知道如果驻扎在外的战友们从新兵口里或者家书中得知国内民众反对和支持战争的分歧，会感到非常沮丧。

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的人在越南战场拼死作战时，那些举着红黄相间的北越国旗在这里游行的人简直就是叛徒。无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如何，这么做都是错的。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在反战抗议者里面，而不久后越战老兵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上校并没有下去与反战示威者们争吵，他想要发起自己的“反攻”——直接前往越南，为我们的小伙子们提供积极支持。

“我们得去支持他们！”他再次喊道。

我很理解他的感受，但真的到越南去似乎就极端了点儿。我不能把我的海员证交给上校，而我最近“待在沙滩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海军俚语，表示没有出海执行任务的意思。我没什么事情做，就只和好友们一起逛逛、喝喝啤酒，而我们另一些朋友却在越南为国捐躯、负伤流血，随时面临危险。

我想，我有合适的身份证件，可以用平民的身份混进越南，而且我也有时间。也许我能做成这件事。不，不是也许，我必须做成这件事。估计会有执法人员阻止我，但我必须试一试。我必须放手一搏。

“是的，乔治，好的，”我说，“你给我一份这些人的名单，以及他们所在的部队，下次我过去的时候，会给他们带上一罐啤酒。”

这话说得有点轻率，但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